情倾“牛缘”
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故世间万物皆不离运，何况我家黄牯能有异乎？正当1956、57年，我十来岁时，继土改、互助组、低级社之后，一场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集体化”道路势在必行。所有的耕地无条件归集体，所有的耕牛、农具、山林……“折价”归“高级农业合作社”。但是，那时候哪儿来的集体资金呀？所有的“折价”无非是账面意思意思，近乎一纸空文。所以很多人都不甘“折价入社”，甚至大闹“退社”。当时我的大黄牯“白脑夹”入社只能折价人民币25元，比起人家的15元一只、20元一头当然是高得多了（当然我的牛也比人家大得多好得多），胆子大的农民就偷偷将牛卖给人家杀肉卖，价钱可以高三五倍。有一天夜里村邻先观叔偷偷到我家里，想叫我父亲将“白脑夹”卖给他杀肉卖，他会出85元的高价。他说：“风声紧，上级若知道私杀耕牛，要牵去坐班房，只能冒着黑夜，偷偷买走，连夜杀肉出售”。还说怕坐班房，再过几天要洗手不干了，你若不趁紧卖了，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恰好我在旁边听见，就心疼得情不自禁嚎啕大哭。还没大没小地骂他“杀牛鬼，明朝五更会铁刮硬”，要赶他出门。其实我父亲也并不是糊涂人，又何尝不知道权衡利弊呢？更何况他最清楚大黄牯“白脑夹”是一家人的命根子，而且与之的情感也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父亲心情沉重地对先观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这牛不要说85元不会卖，就是折价5元也要入社！”先观叔无奈地离开我家。我才松了一大口气。后来我父亲对娘说：“这白脑夹是自己从马飞岭人处牛娘分养而生下来的，看着它出生看着它长大，亲手教它成犁耕田，而且它又这么甜赞，与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怎么舍得被人家买去杀肉啊！再者我是国民党员，如果“入社”不积极，或私卖耕牛，会被嫌疑“破坏生产，破坏集体化”值得吗？更何况这牛也是我们家的一大精神依托啊！”这时我才捏了一把冷汗，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块。我娘接着提出建议说：“既然如此，反正牛折价归社也要有人包养，我们就找‘社管会’商量一下，自己承包认养回来，哪怕养牛工的工分少一点也没事”！这时我高兴的第一个表态：“如果牛包回自家养，我宁愿书院读书不去也甘心”！过了几天，“社管会”将我的牛以25元“折价”入账，还有山后的大片竹园和犁耙、擂迪、稻桶等农具统统折价“入社”。再过了两三天，听见当汉太公敲铜锣：通知大家在大祠堂开“社员大会”。我们吃完晚饭到场，只见大祠堂人山人海，戏台楼上由可雨舍在打气，点了闪亮的“煤气灯”。过一会儿，乡干包节倪带来几个戴“平顶帽”的长官将先观叔和思钱叔五花大绑押到“戏台楼上”，还戴上写着“私杀耕牛犯”的又高又尖的“活无常帽”。好几个人上台揭发他们“私杀耕牛，破坏生产，破坏农业合作化”的“深重罪孽”!会后连夜牵到乡政府起押各州外府去“坐班房”。这时我又暗暗庆幸：“造化那天夜里没有将牛卖给他们，否则不但落成公牛“白脑夹”没有命，而且先观叔又还要罪加一等！ {:5_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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