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文/蔡善康又是清明节了，来到母亲的墓地。时已傍晚，墓地寂寥，夕阳把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似乎有舍不得放手的意思。忽然，想起了余光中那句酸楚的诗，“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好像是母亲有话要说。
回到家，径直走进书房，抬眼看着母亲——她离开我已经20多年了，遗像一直挂在书房的门额。下面“永远怀念母亲”六个字，我有意将“亲”写成繁体的“親”，多个“见”，期待着常常见到母亲，即便在梦中。镜框里的母亲，嘴角的一丝微笑中透着和蔼和慈祥，眼角的皱纹里刻着太多的沧桑。还像好多年前那样絮絮叨叨，和我说着好多好多的往事。
先从她的名字说起
母亲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小镇，排行老十，在家中、在小镇都是个不起眼的小家碧玉。外祖父早年是晚清东三省的盐务官，辛亥革命后，因为害怕辫子被革命军剪掉，干脆辞官回乡，当然，辫子最终没留得住。从此，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用在子女的教育上。他留给晚辈的家训是“处事竭力，为人尽心”。
给儿孙辈起名字，甚至不惜用冷僻字，都必须有出“力”用“心”之意，如“劻”“劭”“劼”“勖”“功”“勉”，“德”“思”“恕”“惠”“慎”“恒”……。对于“杨功”这个有些生硬的名字，母亲一直不喜欢。或许受了近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参加教师工作后，便改为“淑华”。取“淑人君子气自华”之心意寄托。文革期间，因为“大毒草”《家、春、秋》中，有个封建家庭的女子叫“淑华”，被牵强附会遭批判，便又剔除了“水样隽永”内涵，改为“叔华”，从此“杨叔华”一直袭用到“讣告”而终止。
特殊的生活经历，养成了母亲刚烈倔强，任折不弯的性格。母亲曾含着泪水告诉我，外祖父老来得女，为其取乳名“金宝”，可见娇宠有加，然而却过早离世。少年失怙的母亲，随兄嫂生活，因不满兄长的霸道专制，争吵中，母亲一怒之下，将碗橱里一摞精致的细化瓷碗摔得粉碎。因此招来兄长一阵暴烈的棒打，据说母亲的脑子从此受伤，我的记忆中，母亲常年睡眠都离不开巾帕扎头。
江山改了，本性依旧。解放后，母亲参加工作后，却依然直言快语，更是一副“眼里岂能容得沙子”的态势，自然要吃亏的。六十年代初，一位校长伙同财务，将上级补助教师们的每月1.5元的“小伙食补助”，侵吞私分。事情败露后，其他教师敢怒不敢言。母亲却不懂“世故人情“”，鄙视此不齿行径，竟不顾劝说，向公社党委告发，最终校长被追责，如数退赔，且调离此校。理是扳过来了，但母亲“刺头难缠”是名声也传开了。
曾有人善意提醒母亲，“一生吃了脾气亏”，但母亲从未后悔，更谈不上“反思”。以致她一生疏于交往，人际环境冷清，甚至亲戚朋友亦不乏微词。然而在这颠沛流离的人生道路上，能理解母亲心酸与无奈的，恐怕只有我这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了，这何尝不是母亲在弱势中防范和自卫的唯一选择？
我曾是个“不祥之物”
我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来到人间，出生的那个年月，家里并不安宁。新旧政权的更迭中，父亲恍如惊弓之鸟，尚未寻觅到一处可以栖息的巢穴，暂时漂泊在长江南岸一个叫九江的城市。
在一个教会医院里，我呱呱落地了。我的出世给母亲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恼怒。就在前一天，大我一岁的哥哥死于天花，我们两兄弟竟在同一家医院失之交臂，阴阳两隔，结下了一段“你生我亡”的兄弟情。此后，所有的“追责”，最终都落到我的头上。母亲算是个知识女性，可也不能免俗。她固执地认为，是我的“生”，造成了哥哥的“亡”，我是个不祥之物。可怜的我，无法辩解听凭发落。
母亲一气之下，将我晾在医院的小摇篮里，翻身面壁去了。尽管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我的嚎哭由强变弱，最后只剩下了微弱的啜泣，她还是不管不问，她是铁了心不要我了。幸亏父亲的劝慰和医院的干预，她才把目光瞥向摇篮里的“可怜虫”。当她把浑身糊满了黄绿相间的脐屎，赤条条臭烘烘的我抱起时，竟然哇哇放声大哭起来。
若干年后，等到我有能力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已经无需辩解了。母亲和我说起这段往事时，象是在讲述一段与她无关的传奇故事，没有懊悔，当然也没有怨恨。更多的是庆幸，庆幸在病魔夺走的她的一个儿子后，立刻就给她送来另一个儿子，否则，她会沦入沉重的悲哀和失望而难以自拔。
让母亲不再抱怨我的，是街头的一个相面先生。用母亲的话说，那时我刚“脚掌心落地”，某日，她牵着我在街头闲步，“哎呀，大嫂啊，你这个小少爷来日必定大富大贵啊！”顺着相面人的手指处，母亲这才发现，我的下巴有个极不起眼的黑点。不知母亲是否消化了相面人的全部“颂词”，她毫不吝啬地给了相面人足够的钱，急匆匆把我拖回家，这才仔细瞅了瞅我的下巴，原来是羞羞答答冒出来一点黑痣，正在冉冉升起。自己没发现，倒被相面人尖溜溜的眼睛捕捉到了！
小黑痣虽然一天天长大，可我的日子却和相面先生的“颂词”相去甚远。那些年，父母工作两地分居，全家无法聚拢一处，我和姐姐尝遍了今日“寄存”、明天“托管”的辛酸。因无人照看，不满周岁的我，曾抓了一把刚拍死的苍蝇塞进嘴里，上吐下泻，光驱虫的“宝塔糖”就吃了几个月，险些送命。其间，虽换过几个“廉价”保姆，但饥饿、疾病已把我折腾的皮包骨头命悬一线。母亲忍痛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医院助产士的工作（错过了这个机会，母亲选择了乡村教师的职业），专职照料我。她不能再失去这个唯一的儿子了，这才为我捡回一条小命。不过，从那时候起，我的命运也就被母亲的裤腰带“绑定”了，这根裤腰带牵着我，漂泊辗转在巢湖两岸的山水村落，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身影。我在充满祸福凶吉的坎坷中长大，母亲也在喜怒哀乐交织的岁月中老去。
一生在“低层次”徘徊
外祖父起的名字，母亲给弄丢了，但“竭力”“尽心”的教诲却终生铭记。母亲少小求学私塾，烽火逃难时就读中学，解放后又进了张治中先生捐办的师范学校进修深造，且好学不倦，能歌善舞，算是乡村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1958年，全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自1918年起，实行了40年的汉语注音旧方案。母亲被择优挑选为第一批接受普及培训的教师。谁知这一次培训，竟给母亲带来了一块终生的“职业标签”。此后几十年里，每次授课分工，许多教师认为教授低年级课程没出路、没面子，屡屡以“不会汉语拼音”为借口加以推脱。而母亲每次都是无怨无悔地接手低年级，只是轻轻地说“没有低年级的扎实基础，中高年级也好不起来”。就这样，母亲教书一生，却一直在“低层次”上徘徊。
用“视如己出”来形容母亲对学生的疼爱，一点不过。五十年代末，母亲在县城北郊的一个山村小学任教，由于“天灾人祸”的折磨，学生饥饿不堪，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校长为了保证入学率，想出了“绝招”，和各生产队食堂联手对付学生。学生的饭票归学校发放，学生不到校上课，领不到那张饭票，就连稀薄的“米汤”也捞不着喝。母亲是低年级的班主任，学生们都十分幼小孱弱，她实在不忍心用这种方式来折腾孩子们。她宁愿自己走村串户，給那些走不动路上不了学的孩子补课，再亲手把饭票送到他们手。我曾亲眼看到，那些学生和家长们感激涕零地竟要给母亲跪下。校长原本要对母亲这种不行“校规”的做法给予责罚，可当他得知母亲的“善行”后，却也无话可说了。春荒时节，生产队食堂几乎断炊了，母亲放学送队的路上，常常有学生半路上瘫坐在地起不来，母亲没办法，竟从半熟的麦田里折下一束麦穗，再拔一把枯草，就地点火把麦穗烤焦，揉下来让孩子们吃一口，长点力气再走路。有时候干脆就背着弱小的学生送回家。对于这些“阿弥陀佛”的善行，母亲总是低调讷言，从不张扬炫耀。她总觉得，为师之德本该如此。
受父亲的政治影响，母亲一生挨过不少歧视白眼和批判指责，表彰和奖励更是不可及的奢望。难忘那一次的例外，那是1971年，全公社举行二年级期末统考，旨在检验各校的教学质量，竞争的火药味自然很浓。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一向不显山露水的母亲所授的班级，一举在全公社十多个班级中名列第一。这下让那些戴有色眼镜的左派和优越感十足的青年“才俊”有些难堪。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母亲得到了此生唯一一次“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教学经验丰富”的口头表扬，并得到了十六年来的第一次加薪。就在受表扬的那天，母亲冒着挨批斗的危险，竟然买了一叠草纸。天将暮黑，荒山野岭的一块岩石边，在纸钱燃烧的微光里，母亲泪眼婆娑地向九泉之下外祖父母的魂灵伏地叩头，口中低语喃喃，或许是倾诉心中的思念和委屈，或许也是告慰在天之灵——“家训未敢忘、心力诚已尽”。那年，母亲50岁，已是两鬓斑白了。
墓碑前的无名野花
23年前，一个深秋岁月里，母亲跌跌撞撞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被癌症疼痛折磨得面容枯槁的母亲，每天躺在床上，神情恍惚地盯着窗前的那棵梧桐树，眼看着树叶一片一片地飘落，就好像她的生命被一天天吞噬，终于，在最后一片树叶落下的那一刻，永远闭上了眼睛。在她掰不开的手掌心里，紧攥着一叠等不及报销的医药费发票，那些年，正是国家公费医疗制度最折腾的时段，官家正在千方百计“甩包袱”。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乡村“教书匠”，只能带着最后的无奈和失望告别人世。没有单位的花圈送别，没有领导的吊唁劝慰，虽然母亲“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却也只能在儿女们的哀号中化作一缕青烟孤独地飘去。
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在那个上有塔、下有庙的山村，母亲曾“广种福田”，几十年桃李生涯里洒下的心血和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上的深情厚谊，乡亲们没有忘记她。大队书记亲自捎话，希望母亲的墓地选在那块印满母亲足迹的山坡上。母亲一生竹杖芒鞋，彳亍在乡野的荆棘草窠之中，住过破庙、旧祠、衰屋、漏棚，比起当今电影电视里乡村教师境况的那些描绘，有过而无不及。生前没能分得一寸属于她的住房，没能分得一条属于她的板凳，此刻如愿，有了属于她的一片“土地”，背靠香烟缥缈禅意浓郁的青山，面向沃野开阔河流蜿蜒的平川，宽敞的水泥路取代了当年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那是她曾经的学生捐资修建的。今天，山村孩子们上学路上的欢歌笑语，冥冥之中的母亲还会听见？母亲骨灰盒下葬时，儿女们特地为她祭奠了一个纸扎的灵屋，老人家生前为了争得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曾纠结一生，个中辛酸事，能与谁人言？
如今这片墓园已换了几茬守园人，总不乏山下乡亲们的身影，母亲墓地上的培土除草，他们侍弄的格外精心。每逢清明冬至，我总会在母亲的墓碑前看到一些无名的花束，想来是那些学子们的心意表达。“山前山后几十里，谁人不识杨老师”？这是一个守园老乡脱口溜出的一句大实话，听来让人感动。一个坚守师德，终生无悔的乡村教师，在这里受到了最朴实最真诚的礼遇和尊敬。
此次，为给奶奶扫墓，女儿佳佳特地从北京赶回。她跪着给奶奶献上了一束鲜艳的黄菊花。然后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沿着奶奶当年在山道上留下的足迹漫步，听着我给她讲奶奶的故事，倾诉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已过花甲之年的我，回忆母亲尽管难掩伤感，但总不至于流泪了。一些理性的缅怀或许更有价值。此刻，玻璃镜框中的母亲，正在向我微笑点头，可姚贝娜正在电视里唱着“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下，我还是哭了。
作者简介
蔡善康,安徽巢湖市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巢湖民歌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文化和旅游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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