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没有被问责的医务人员，这说明什么呢
本帖最后由 心无挂碍 于 2020-5-4 11:47 编辑疫情期间，最典型的“故事”是：疫情进入紧急状态，省领导新闻发布会，口罩数量三次念错；市卫健委主任，在镜头面前，一问三不知。诸如此类，领导干部的行为导致人们对湖北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新冠疫情折射出了我们组织干部管理制度的三大短板。
短板之一：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没有能力资格标准，处长、局长、部长一个标准。
干部是事业成败的关键。领导干部选拔原则之一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但是，“才”“贤”指的是什么，没有具体的标准规定，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自由裁量。
制度好比硬币具有两个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地方主管干部工作的书记在识人用人方面的经验、能力存在差异，其任用的下一级干部综合能力必然参差不齐。更有甚的是，个别领导者党性不强，利欲熏心，利用手中用人大权进行寻租。缺乏能力标准的干部任用条例也给这些腐败者提供了寻租操作的空间。
硬币的另一面，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过程中不时显现。既有潜江市书记、市长的应对有方，也有武汉市领导者的坐等请示。不单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黄冈市因防控工作不力被问责的党员干部达337人。在疫情危机状态，干部用人的制度弱点被置于了放大镜之下，让我们看得更为清晰。
我们的干部任用，要为领导干部建立分层、分级的能力标准，在各级干部选拔中严格执行，任人唯贤才能从理念变为实践。
短板之二：领导干部选拔缺失“专业”标准，学工、学农、学商都可以主政卫健委。
疫情中心湖北的各级卫健委主任们，多少都有些责任。网上公开资料发现，湖北省13个卫健委主任，医学背景者只有2人。85%的湖北卫健委主任没有医学教育经历。被第一个免职的黄冈卫健委主任知识背景是法律，对卫生健康问题不了解，也属正常。全国省一级的卫健委执政者，其知识背景如何呢？14个省级卫健委一把手不是医学知识背景，占整体的45%，且有7位领导是党校学历。
卫生健康是高专业化的领域，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没有专业背景很难做出专业性的决策。非紧急状态，好像这个卫健委主任谁都可以干，表面看起来差异不大。在疫情紧急状态下，类似这样非专业的用人就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管理，高质量管理应该是专业化的管理。高水平的专业化管理人员是实现高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
疫情紧急状态下，地方政府随意封路、封村、封门，拒绝外地人返程，喊出一些耍横的、带有歧视性的口号等等行为，暴露出了中国治理中的人治痼疾，工具价值，只要管用，不管是否合法。假如领导班子里面有一位法律专业的成员来掌舵、把关，这些违背宪法基本精神的事情就会少发生一些，起码不会将此类违法行为当作接地气、执行力强的典范。
治理模式的转型也要求领导干部选拔更加注重专业素养。组织部门急需调整书记的任职能力要求，将既懂业务，又懂党建的人才配置到书记的岗位上来。否则，外行领导将成为普遍现象。
短板之三：领导实绩没有具体标准，合格、良好、优秀都不决定晋升。
整个疫情战斗中，有超百名政府机关的干部被问责，而被问责的医务人员却几乎没有。这两个群体差异为什么这么大？有人可能认为，医生职业文化中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医德传承发挥了很大作用。肯定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是其他职业难以比拟的。医生医治好一位病人的就是业绩评价。具体、及时的反馈机制给了医务人员持续的正向激励，激励他们为社会做出持续的奉献。此外，政府机关潜规则：工作出了问题是自己的，干出了成就却是上级领导的。因此，公共部门工作本身无法提供具体及时的激励。
“经一蹶者长一智”，疫情危机迫使我们思考制度的短板与不足。干部配置不注重专业标准，随意任用，就好比安排公鸡去承担母鸡的职责。无论道德教化多么卖力、政治问责多么严厉，公鸡永远无法产出众人期待的蛋。组织干部管理是治理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各种公共危机的深层原因。干部管理制度不做改变，其他的制度变化仅是隔山打牛，声势浩大，效果纯属虚构。
科学精神永放光芒{:5_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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