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路上的一对革命夫妻
荆棘路上的一对革命夫妻作者：黄振雄（一）
我父亲叫黄贡，母亲叫林月抛。他(她)俩是1929年间结婚的，当年父亲19岁，母亲16岁。
1929年春节前，父亲从红二师回到家乡赤山大池村。父亲说他们部队弹尽粮绝，处境十分艰难，上级指示外地籍贯指战员化整为零由组织掩护撤离，海陆丰籍的战士就地隐蔽待命。
祖父母看到我父亲安然回家喜极而泣，可惊喜过后便陷入惶恐之中。因为自从1928年3月5日我的家乡被国民党屠杀了140多人以后，仍不时有农会干部、赤卫队员被捕牺牲。一个月前，担任村农会长的三伯黄妈岁刚被国民党杀害，此时的赤山约俨然人间地狱。我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回到赤山怎不令家人忧心如焚？祖父自己没有生育，这唯一的儿子是他弟弟过继的。祖父深知儿子性格刚强，喜打抱不平，十六岁那年就参加了农民自卫军。而今他从红军回来，更恐惹出是非，危及生命。老俩口日夜难眠，想来想去决定托人说媒，让我父亲娶妻生子。于是父亲回家半年就和我母亲结婚了。
母亲是个苦命人。她出生当天就被外公叫乞丐抱走，说将她送人或丢弃都可。乞丐抱着女婴在村后河边踌躇时，恰遇可塘新厝村一妇人走亲戚路过，这妇人想起邻居不久前生女夭折，便叫乞丐和她一起将女婴抱到新厝村这户姓林的人家，于是我妈才活了下来，林家因此给她取名“月抛”。
母亲生性善良豁达勤劳，上山割草、下地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她的到来给贫穷的家带来了活力生机，更给祖父母带来了希望。她和我父亲俩人都是苦孩子出身，一样的苦难经历让他（她）俩有了共同语言。父亲向她讲述彭湃在1922年的一个夏晚到我们村里的晒谷町宣传农民组织农会的故事；讲他在部队和战友们相互友爱、共同战斗的故事。父亲告诉母亲，我们穷人家子弟只能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就在母亲过门刚二个月时，父亲得知红四十九团在朝面山组建，便打算离家归队。祖父母虽极力阻挠，但拗不过执意要走的父亲。父亲毅然告别家人重返部队，成了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的战士。
父亲曾告诉母亲，1928年部队在攻打惠来县城的战斗中，他被手榴弹炸昏过去，直至战友打扫战场时才被发现救回。父亲返回部队后，母亲每当想起此事，便十分惊悸。1931年底，父亲回家乡探望重病的祖父，不久祖父就撒手而去，家中只留下我母亲与祖母二人相依为命。
1933年春父亲又回来了，这次他是历经九死一生才回到家乡的。红四十九团在1930年4月时曾发展到1200多人，血战三年后仅剩60余人，父亲得以生还，真是个奇迹。
1958年，父亲调往南岭附近的庄田矿区工作，每逢他带我们走过当年战斗的地方时，总会说起昔日的往事。这时平素沉默寡言的父亲会突然变得神情亢奋，滔滔不绝。
从高潭到南岭一带的山村有很多地主建的碉楼。上世纪60年代时这些碉楼仍在。过去南岭地区的地主武装自恃势力强大，凭借坚固的碉楼与红军为敌，袭击苏区根据地，残杀农会干部。所以红军不但要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堵杀，还常与这些地主武装发生战斗。父亲是营部通信员，经常跟随营长执行任务。可惜我那时年龄尚小，父亲告诉我的很多内容已记不清。唯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却，那年我已十一岁，有一次随父亲翻越乌禽嶂，临近顶峰时他突然站住，遥指着一处较平坦的山坡说：“那场仗我们部队牺牲太多人了，死伤的战友躺满了整个山坡。”
据史料记载：1932年3月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海陆丰根据地推行“进剿”“清剿”“屯剿”的三剿政策，并联合地方反动势力对根据地“强迫散寨”“集体移民”，在海陆紫、陆惠地区构筑封锁线。我军在巨大的困难面前，英勇斗争，主动打击敌人。为摆脱困境，红四十九团于同年11月开赴五华准备与四十七团会合，然后转移江西和中央红军会师。转移路上，危机四伏，前有阻击后有追兵。1933年2月红四十九团在途经紫金乌禽嶂时受到敌军三个团的围堵。这时我军兵力仅有300多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父亲告诉我，面对强敌，部队被迫据险阻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每次打退敌人进攻，都有不少战友倒下。激战数日后，很多战友牺牲了。战斗已经白热化，有的战友在肉搏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濒临弹尽粮绝之时，部队决定突围返回海丰。山高路险，不可能将伤员一并撤走，指挥员命令一位副营长和我父亲俩人将伤员撤至较平坦隐蔽的地方掩藏。可多数伤员坚决拒绝离开主阵地，大家知道境况险恶，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纷纷要求不必顾及他们。他们誓死不当俘虏，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副营长和我父亲只得将重伤员强行逐个背到半山坡妥当安置。阵地上枪声不断，他们俩人来不及与负伤的战友话别，又返回阵地抢救伤员。敌人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的时候，黄昏已浓，一抹血红的残阳映在硝烟弥漫的乌禽嶂上，四十九团的战旗在残阳和寒风中猎猎飘扬，悲怆又悲壮。几十位尚存的红军战士无不浑身血迹，敌我双方尸体遍地横陈。这时，彭桂团长高声对大家说：“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一定会重新到来！我们现在开始分散突围回海丰，只要活着我们就再在一起战斗！”临行时，战友们深知此一去也许生离死别，阴阳两隔只待来生，互道珍重后，就三三俩俩消失于夜色笼罩着的莽莽群山中。
父亲说到这里，声音已然嘶哑。他站在原地沉默良久，湿润的眼睛凝望着远方。父亲的性格一向沉默寡言，加上多年从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喜怒从不形于色，所以这次父亲的异常情感深深震感了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震撼至今还在。
父亲说，突围当天部队牺牲的人员最多。如果那天他的任务不是安置伤员的话，也可能战死了。1958年初。父亲主动到鸟禽嶂邻近的紫金县庄田矿区工作。期间父亲经常带我们探访一位庄田圩里的裁缝师傅。据说这位师傅是红军伤员，后来被收留他养伤的人家招为上门女婿。父亲的另一位朋友是邻村的猎人，父亲调离庄田时，他还送了一只白毛猎犬给我们家。父亲与他们聊天时，话题总离不开“乌禽嶂”“伯公坳”“红军伤员”等。直到我长大后，才慢慢悟出了父亲为什么执意从海丰调到紫金庄田工作的原因：他在深深怀念着当年战死在这里的战友，特别是那些伤员，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们已死去，而我却活下来。自责和怀念成为伴随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
父亲自从1926年跟随彭湃闹革命后，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但乌禽嶂战斗却最令他刻骨铭心。当年他手指颤抖指着那片山坡时的情景，他那巨大的沉默和悲恸，让我们父子之间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贯通。
那些倒在血泊中长眠于此的父亲的战友们，他们默默地躺着，就像默默地活着一样。渴了，就掬一捧山涧水；饿了，就啃一块山中月，就像当年的艰苦岁月一样。我只想对父亲说，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那些为新中国捐躯的士兵就还活着。
（二）
1935年5月曾任四十九团连党代表和原海陆惠紫特委交通处主任的蓝训材同志回到海丰，首先来赤山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联络早期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地下活动。他和我父亲是红四十九团的战友，于是我父亲又找到了组织，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8月海陆丰中心县委书记郑重同志任命我父亲为赤山地下交通情报站站长，交通站设在我家祖屋。交通员是颜汉、张搬、金全、郭大治、吕指珍等。从此我们家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我的大兄黄协、二兄黄脑亦先后成为交通站的一员，父亲将我们全家带上了革命道路，我的一家与交通站的同志们共同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暴露其反共面目，开始进攻解放区。1945年11月国民党154师扑向海丰，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东纵六支队。赤山是我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成了国民党重点打击的地区。大池村位于县城东郊三里处，交通站离敌人的大本营近在咫尺，经常有敌人前来骚扰。
1945年12月22日，六支队有三位同志到赤山交通站，在村口处与敌遭遇。突围中一姓杜的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另两位同志在交通站尤其是交通员黄方义一家和乡亲们的全力掩护下，几经周折终得脱险。当天父亲在陶河乡河口村开会也受到154师的袭击。他次日凌晨回到村里看到牺牲同志的尸体被匪兵吊在村东头树上，立即请我四伯黄妈盛到海城买来棺木将其安葬。从此每年清明母亲都去烈士墓前祭拜，直至解放后其家人将烈士骨骸迁回陆丰家乡安葬。
进入1946年以后形势日益严峻。一天，安东村一位交通员急匆匆到我家，将一支驳壳枪递给我母亲，要我母亲藏起来。母亲刚将枪藏在厨房灶下的柴草筐里，154师的匪兵就到我们村里搜查了。母亲恐怕枪被搜查出来，祸及门楼族人，危急之际叫我大兄将枪送到下围村堡垒户卓幼家。我大兄当年12岁，个子不高。他将驳壳枪用破衫罩着夹在胳膊下，奔出门楼时刚巧与匪兵迎面相遇，那匪兵见他是个孩子没有留意，彼此间擦身而过。我大兄溜出大门后赶忙从池边跑到下围村，将枪交给卓幼母亲藏起来。后来卓幼的妹妹与我大兄结为夫妻，经常提起此事。母亲为交通站送情报、藏弹药枪支、接待往来同志，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
1946年6月，党决定东纵北撤山东，而留在海丰坚持斗争的同志大部分撤往香港。这时党组织安排我父母并带二位年幼的兄长一起撤离。到港后父亲参与组建海流社，负责筹集资金和接待撤港的同志，母亲在接待站里为同志们洗衣做饭，负责后勤工作。
1947年1月，父亲跟随蓝训材同志返回海丰组建海陆丰人民自卫队，我们一家也跟着回到赤山。同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海陆丰人民自卫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五团、六团）情报和交通总站负责人。总站址仍设在我家，代号：大渡河。下设二十多个分站，四十多位交通员，分布在海陆惠三县。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母亲必须负责总站的后勤工作。来往的同志安排在池坣、下围、高楼、山头等村的堡垒户住宿。她像慈母般地细心照顾年小的交通员们，为他们缝缝补补洗衣做饭，给在险恶的战争环境里出生入死的孩子们以莫大的温暖和安慰。很多小交通员如余训、吴英、许火星，颜昭荣等同志都认我母亲为义母。我父亲在堂兄弟里面排行第八，村里人称我母亲为“八婶”，队伍上的同志也尊称我母亲“八婶”。
1968年二兄结婚时，母亲告诉二嫂她丈夫为什么叫黄脑的原因。二兄是1939年出生的，那时家中缺粮，二兄整日为吃不饱饭哭闹。组织上在我家存有粮食，是为来往的同志和交通员准备的。母亲不肯动用这些粮食给二兄充饥，每逢二兄看到同志们吃完饭走后，便嚎啕大哭、吵闹不休。堂叔婶们嬉说：“这个孩子太会恼啦，就叫亚脑吧”。（海丰人称哭闹为“恼”）叫久了就成为我二兄黄脑的名字。母亲说这事时我们笑她太死板，她说：“公家的粮食，怎么能给自己的儿子吃呢？”
1980年7月间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志远同志到海丰，得知老战友的儿子黄脑在海城工作，特地到家探望，座谈时还说起此事。
解放后，父亲工作岗位频繁变动，与子女聚少离多，很少对我们说交通站的故事。有次我偶然看到父亲在笔记本上写着“自己有军阀作风”，不知所然，后来问我大兄才知道原委：
1948年的一天，我父亲带领三个交通员运送机密文件和军需物资到高潭。路经高潭岭时，遇到赶圩回来的农民说有很多国民党兵到高潭，父亲听后命令一交通员先到圩内探明情况，他们留在岭下等候。那位交通员去后返回报告说没有看到敌人，父亲听后不放心，决定自己再去侦察，让他们三人原地看护物资。当他走进高潭圩时，发现街上行人稀少，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迎面而来。以前的高潭圩只有一条百米多长的大街，没有横巷。父亲身上有枪，如若盘查搜身必然露馅。他赶忙闪入街边铺内，翻过后墙飞身而去。脱险后与三人汇合时，想起刚才若贸然运送物资进入高潭，后果不堪设想，生气地扇了先前探路的交通员一个耳光。后来他多次为此事做检讨，说犯了军阀作风的错误。从这件事中，我们知道父亲凭他的机智勇敢又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父亲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在险恶面前临危不惧，机敏过人，使他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1948年11月，有一女叛徒在海城龙津桥上指认地下党同志。县委书记、支队长蓝训材同志获知后，立即指示副总站长余晓同志将我母亲及家人撤往莲花山埔仔洞。自此交通总站便随部队一起活动，直至1949年11月1日海丰解放，我们全家亦随大军入城。
赤山交通站历经十一年没有暴露，多次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父亲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家乡的父老乡亲鼎力支持功不可没，这段历史亦成为母亲一辈子的骄傲。
（三）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五团交通总站改编为海丰县人民政府通讯总站，所有人员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这个时候，作为总站长的父亲没有安排我母亲的工作，让她回家照看孩子，成为家庭妇女。母亲育有五子一女，都是共产党员。我有二位兄长从少年时起就跟随父亲参加革命，成为离休干部。唯独母亲在胜利的时候黯然退出，着实让人遗憾。
母亲经历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看似柔弱的她实则胆大坚强。1960年春父亲在紫金县庄田矿区工作期间患病，母亲陪他到海丰彭湃医院手术治疗。病情稳定后，母亲不放心家中子女，只身返回庄田矿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公路只能通至高潭，从高潭再往南岭庄田等地都必须徒步，一路荒山野岭少有人烟。所以我们从海城到庄田都须在高潭留宿，次日再走一日的路程。但母亲归家心切，那天下午班车到达高潭后，她竟然孤身走夜路回庄田。春寒料峭，山间小道崎岖难行，路两边时而峭壁深涧，时而怪石嶙峋，尤其是伯公爷岭上下几公里，常有毒蛇野兽出没，白天行走都很瘆人。我母亲一人趁着夜色翻越高山峻岭，路上跌跌撞撞半夜方才到家。每当想起那晚母亲浑身尘土在屋后敲窗呼喊我们开门的情景，母爱的暖流就在我的胸间激荡。
父亲在1961年调回海丰县石油煤建公司工作以后，我们全家除二兄在部队外总算团聚了。这段时间应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光。父亲的战友常到家中聚会，如余晓、陈世阳、陈庆明、丘池等同志。母亲跟他们都很熟悉，也凑在一起聊以前的战斗经历或老同志们的趣事。那时丘池同志正处人生低谷，父亲多次嘱咐我大兄黄协（他那时任汕尾镇委副书记）要关心帮助丘池同志。从父母与战友们的亲密交谈中，我记住了很多老同志的名字。后来我在老同志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时倍感亲切，同时也唤起了我对少年时代的很多美好回忆。
1997年我二兄儿子结婚时，解放初期担任海丰首任县长的刘夏帆同志不顾八十高龄，从广州专程返回海丰参加婚礼。他见面就说“你们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今日他的孙子结婚，我一定要来”。前辈在战火中凝结的情谊，让我们后人深受感动。
父亲是1964年6月4日因病去世的，享年54岁。英年早逝与他长期在矿山忘我工作是有关系的。父亲弥留之际，母亲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摇了摇头表示没有。父亲的追悼会很隆重，县委组织部长姚立明主持追悼会，海丰县委、县政府、赤山驻军都送来了花圈。家乡父老组织各村代表和赤山小学师生步行数里到海城老车头迎接灵车。老红军战士林进、陈世阳亦代表老同志在海城人民礼堂门口接灵，并护送灵车到我的家乡赤山。
父亲离开我们两年后，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开始了。期间我大兄多次遭到拘禁，我和弟妹三人按月发放的抚养费被冻结了，母亲带着尚未成人的弟妹和身有残疾的侄儿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这时，我们又看到了母亲超常的坚韧，她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每到一处总会养着一头猪，以补贴家用。1968年10月，我下乡告别母亲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给我，我心里明白母亲囊中羞涩。那段时间，我们经常靠“动姜盐”打发日子。这时，很多老同志和交通员们常来看望我母亲。如陈世阳夫妇、王坚、王如、余训、吴英、黄仁、唐华孙、许火星、李诗京等同志。彭湃医院许溪院长、原边纵五团卫生员吴惠玲同志常到家中为我母亲看病打针。他们让我母亲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战友同志之间的温暖 。
1972年10月24日，患有高血压病的母亲离开了我们，享年59岁。她没能熬到拨乱反正的时候，与父亲在天堂上永远相伴了。我们总感到父亲亏欠母亲太多，可母亲在世时从不这样认为。父亲是她的骄傲，父亲让母亲的人生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多年后，我在海丰县党史研究室编的《海陆怒潮》《中国共产党海丰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海丰组织史资料》等书中清晰地找到了父亲的人生轨迹。2019年10月，我父亲的生平事迹被海丰县党史研究室编入《海陆英雄》一书。历史证明，父亲人生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否则一个没有文化的农家苦孩子不可能英名留世。
父母一生清廉，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是，父母在荆棘路上的前进足迹，给我们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永恒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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