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阴晴圆缺
本帖最后由 缘来缘去 于 2021-6-29 14:32 编辑中国教育的阴晴圆缺
——探讨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时代生态文明（9）
陈治赠 2021年6月29日
一、中国教育何时肇兴？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8年），“诸子百家”推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以宮廷游说和开设“讲坛”授徒的形式广为传播，形成了广开言路，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发展和创新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中国教育奠定了基础。
所谓诸子，是指春秋时期的管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及鬼谷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谓百家，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网摘）”。
到了春秋末期，孔子不仅在家乡曲阜广收民间弟子，兴学办教，“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且携部份弟子周游列国14年，传播其治国理念，让弟子增长见识。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为《六经》。确立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勤、亷和“三纲五常”为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则，为中国教育准备好了基本教材。“诸子百家”望尘莫及。孔子成了中国教育的开山鼻祖，“鲁国”国都曲阜（今山东），成了中国教育的发祥地。
“鲁国”，是中国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据相关史载：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建立“鲁国”，首任“鲁国”国君。“鲁国”疆域主要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数县，国都为孔子的故乡曲阜。
当时，周礼“尽在鲁国”。“鲁国”也就成了各诸侯国中较为強盛的霸主之一。周边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网摘）”。到了春秋中期，“鲁国”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社会纲纪紊乱，国人骚动不宁，离心离德，再加上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网摘）”。孔子挺身而出，以恢复周礼，振兴周朝，推行“王道”于天下为极终目的，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创立了儒教文化。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73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3年，其中子贡为孔子守墓6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卒后第2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开了中华祭孔之先河。以后历朝历代，都在每年农历孔子诞生日举行祭祀盛典，并渐而上升为祭祀帝王规格，与祭祀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并列为“国之大典”，持续2千多年。这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光辉奇迹。自2004年起，国家定新历9月28日（孔子诞生日）举行祭孔大典，由政府主祭。彰显儒教文化为国家、民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兴衰存亡的命脉。
孔子去世后，72贤人及其再传弟子，不仅继续开班兴学传承儒教文化，而且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编撰成名垂青史的浩瀚巨著《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传颂数千年。在诸子百家中，没有哪一家像孔子那样，遗产丰富系统，影响深远，门徒众多，传承不绝。中国的教育，从孔子兴教办学肇兴。
二、以儒教文化为内容的中国教育，历史上曾经的兴衰。
以儒教文化为内容的中国教育，一路走来並非一帆风顺。
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儒教文化备受冷落。法家文化占了上风，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儒教文化并没有沉论。孔子的弟子及一代又一代再传弟子，不屈不挠，传承儒教文化，孜孜不倦地教育后人，以德为本的中国教育根深蒂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政治主张，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文化重新崛起，再现辉煌。孔子成了世代钦仰的至圣先师。而曾经帮助秦国强盛，为秦后来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著名法家人物商鞅，却落得五马分尸的结果。商鞅之所以不得善终，与其“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息息有关。
汉武帝为何要采纳、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
从战国诸侯争霸，到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中华，历时250余年（公元前475—221年）。紧接着又历经楚汉相争，秦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接手的中国社会百孔千疮，“礼崩乐坏”，国人的思想混乱。用什么文化来维护已经生成的中央集权制度？汉朝经历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等6代执政66年（公元前206—140年），仍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治国思想。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刘彻继位，经过6年的反复审视权衡（现代话称调研），到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终于充分意识到儒教文化是规范社会秩序，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不二法宝，力排众议，开始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将儒教文化作为国民教育的独尊内容，落实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以德为本的中国教育，自战国至汉武帝（公元前475—公元前134年），历经了341年的兴兴衰衰，才再展雄风，风靡全国，成就了盛汉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武帝纪赞》记载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两者提法的精辟提炼，也是对汉武帝治国理念的准确评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儒教文化的全面传承，而且是汲纳了道家、法家、阴阴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精华，体现了儒教文化“兼容”与“发展” 的特性，丰富和发展了儒教文化，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以德为本，树德育人、“ 三纲五常”的全民教育内容，规范了国人的行为标准，稳定和巩固了社会秩序，发展和提升了中国人伦本位社会的伟大文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自汉武帝至满清王朝倾覆（公元前134年至公元1911年）长达2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无论政权更替如何惨烈，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弘扬光大。除了回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思想的原点，中国教育始终坚守以德为本和“三纲五常”等丰富內涵为底线，再无其他出路。
三、目前的中国教育，喜忧参半。
鸦片战争失败，列強宰割中华，中国社会惶惶不可终日。在部份激进文人眼中，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仿佛一无是处，只有西方世界才有拯救祖国的绝对真理。但众多有识之士不以为然，疾呼教育救国的呐喊始终震撼中华大地。以中国的传统教育为主，以先进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为辅的新兴学堂如雨后春笋。康有为、梁启超、陶行知、章太炎等英才辈出。到了民初，陈炯明在广东率先普及6年义务教育，创立“六三三”制的新教育模式，迈开了中国教育的新步伐。抗战时期，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搬迁重庆，合并为“西南大学”，培育了不同领域的国家栋梁，为祖国培养德才兼备的后代翹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至今短短72年（1949—2021），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民扫盲，到今天实现了9年义务教育，普及了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大学文化程度在年青一代相当普遍。地级市一市一座本（专）科院校的兴建，意味着中国正在向普及大学文化的目标冲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走上不同岗位，承先启后，才有了今天政治、经济、科研、国防等各项建设的辉煌。
如今，我们已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但必须清醒看到，目前的中国教育，仍存在堪忧的问题，主要有下列3点：
第一、读书目的出现严重偏向。50、60后这一代人，曾遭遇“读书无用论”的严重影响。时下，“读书改变命运”的论调，又成为中国教育的致命伤。所谓“改变命运”，说到底无非是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寒门弟子与父辈艰辛的谋生环境和谋生方式决绝。恰恰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寒门父辈们不辞劳苦为社会创造财富，构成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才有今天的国泰民安。倘若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寒门弟子都“鲤鱼跳龙门”，中国的社会基础有可能陷于崩溃。至于某些少数养尊处优的官后代、富后代，他们要改变的又是什么命运？只有天知道。
鼓吹“读书改变命运”，实际上是将在读学子“逼上梁山”。首先是给学子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为了“改变命运”，不得不日以继夜死记标准答案，束缚了思维，累垮了身体。其次是学子苦读16年（小学—本科），往往是学不对用，就业高不成低不就，性格容易发生异变。其三、寒门弟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多数是怀揣一纸文凭，“艰苦命”依旧，愧对家庭，负疚痛苦一辈子。
第二、中国教育走向市场化、资本化。
目前中国的学校教育，是三条腿走路：公办、民办和种类繁多的课外培训机构（补习班）。年制是19年：幼儿园的学前教育3年，小学至大学本科16年。在读学子的学杂费随着市场物价的飙升不断涨价，高昂的教育成本，令普罗大众特别是寒门家庭不堪负荷。“穷人的孩子读书难”，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借教育为名，搜利民脂民膏最为凶狠的，首推名目繁多的课外培训机构。堂而皇之的民办贵族学校次之。
中国教育走向市场化、资本化，是教育制度出现漏洞，还是“读书改变命运”的舆论导向在推波助澜？是国人的幸，还是不幸？
第三、道德教育面临弱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前提。“百年树人”以德为本。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新时代建设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急需。
腐败之风无孔不入，教育领域不是世外桃源，避无所避；清未民初形成的崇洋媚外的思维，僵而不死；“谁先富谁光荣”的总动员催生了遍地铜臭。凡此种种，国民道德教育、特别是学校道德教育处于边缘化。道德滑坡的社会现象，从官场到民间屡见不鲜，无须赘述。
四、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道德永存。
以传统的“三纲五常”为例。“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五常”，指“仁、义、理、智、信”。即做人的5种伦理道德的行为规则。其解读如下（网摘）：
“1、仁：仁者，心德也。心德就是良，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大忠大爱为仁。
2、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大孝大勇为义。
3、礼：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公序良俗为礼。
4、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大恩大恕为智。
5、信：信者，信字从人言，言非曰，乃有定之文也，以今之概念定义可解为“学说”、“思想”。信与知对立，知宜者唯宜以行，不知宜者从他人言而信，进而守礼以近仁。一诺千金为信”。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坚持传统的伦理文化。“三纲五常”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内容，历经近3千年的潜移默化，已在中华大地刻下永不消失的烙印，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伦理道德标志。伦理社会不灭，“忠君爱国”，道德约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妻贤等伦理道德理念永存，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其在中华锦绣河山断种绝嗣。
“三纲五常”毕竟是春秋时期提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则，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甚至不乏糟粕的成份，如“夫为妻纲”。但其整体脉络始终是健康的，充满着活力。其深刻的内在含义，永远是中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
图片源自网络，图1为曲阜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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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关注，多谢鼓励！{: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观古知今思进退，读书养志识春秋”。固本強基须牢记，溯流穷源问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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