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三个阶段（下）
本帖最后由 缘来缘去 于 2022-6-22 10:44 编辑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三个阶段（下）
——纪念海陆丰农民运动兴起100周年陈治赠 2022年6月22日
四、海陆丰农民运动第一阶段的兴起、鼎盛与终结。
彭湃在海陆丰组织农会一开始就是公开的社会活动。在《不朽的丰碑》一书以及历来的宣传材料中随处可见。第一阶段的农运，经历了3次挫折和2次发展高潮。
彭湃开始组织农会，主张“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丰碑》第26页】。因强烈的政治倾向与安居乐业的地方环境不相符，社会和家庭一下子无法接受。“县城内的旧派，谣传彭湃发狂了”，彭湃数代和睦的大家庭也随后解体（分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曾责骂彭湃是“败家儿”。彭湃脱下白通帽和洋服，换上粗布衣裳，不辞劳苦到龙山、赤山等近郊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收效甚微。海陆丰农运开局不利，这是第一次挫折。
正当彭湃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处于艰难处境的关键时刻，陈炯明公开站出来支持。1922年5月27日，《广东群报》发表了陈炯明对记者的谈话：海丰当前的急务，当用全力注重生产方面，而増加生产又不能不先整顿交通，所以公路之建设为不可缓。至于社会方面，则宜采用化私为公的方法，“即于此时宜组织一个建设生产分配事业的社会（会社），此社须将权力义务事业规定清楚，然后向各处募集会员，多一些会员入会，便多一些社会实际活动家。社员资格不必限于籍贯，尤其不必限于男女，但有生产能力即可加入”。陈炯明特别强调：“此种运动不仅发展于都市，即海陆丰的农村，亦不妨试办。将来规模愈趋愈大，则现时社会一切私人得享之权利，如教育、职业、娱乐、艺术等等，不难充化为社会公共所有”【《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第944页】。陈炯明公开申明支持在海陆丰的农村试办“会社”的明确态度，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坚固的支撑点。彭湃艰辛的付出，才换来振奋人心的成果。1922年7月29日，赤山约6位佃耕农民来到彭湃的住宅——“得趣书室”，成立了海陆丰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秋后，彭湃当众烧毁自已分家所得的田契，牺牲个人利益为佃户谋福利，引起強烈反响。
1922年冬第一次制定农会的纲领有17项内容：1、防止田主升租；2、防止勒索；3、防止内部竞争；4、凶年呈请减租；5、调和争端；6、救济疾病；7、救济死亡；8、救济孤老；9、救济罹灾；10防止盗贼；11、禁止烟赌；12、奖励求学；13、改良农业；14、增进农民智识；15、共同生产；16、便利金融；17、抵抗混战【《丰碑》第15页】，不仅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获得了家庭的支持和资助。掀起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农会组织很快遍布海陆丰，波及惠潮梅，震动全中国。1923年元旦，赤山约农会发展壮大为海丰县总农会，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会员人数达2万户，10多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4。由于陈炯明的支持，彭湃想组织一个极巩固的“秘密团体”的初衷，才得以变成了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农民运动。“六人农会”才能以其星星之火，点燃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燎原之势。
1923年3月间，海丰发生农会提出减租，田主提出加租的“粪质田”租金纠纷案。所谓“粪质田”，是指土地贫瘠的边远低产田。佃户向田主批耕时先交银两为质。田租长期不变。双方约定如没有欠租，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对佃户有利，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
据称：海丰县城内的地主朱墨，因要对公平区黄坭乡余坤等6个佃户加租。余坤等6个佃户以所租之地系“粪质田”为由拒绝加租，并将租田退还。朱墨以余坤等佃户交还的租田不足丘（亩）数，“佃灭主业”为由，将余坤等人告上法庭（法庭执事为彭湃同学）。朱墨因在当庭无法提供业权证据败诉。田主方面认为：农会实行共产公妻，运动法官，欺负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彭湃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作反。于是，城厢各地500余名田主组织粮业维持会与农会对抗。就该案质询法庭“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申请再审。法庭再次开庭。粮业维持会派出七八十名代表参加旁听。因朱墨提供了业权和事实依据胜诉，法庭将余坤等6人收监，以便追回田产。彭湃认为“法庭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他极力宣杨：这不是佃户个人的事，是“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佃户如失败，10余万农友皆失败，佃户如胜利，就是10余万农友的胜利。生死关头，海丰农会应全力以赴，连夜派出40人下乡通知农民进城。第2天，彭湃带领6000多农民前往法庭请愿示威，“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都毁烂了”。法庭不得己，放出余坤等6人【《丰碑》第131-139页】。冲突发生后，田主一方如丘景云（彭湃老师），政府一方如王作新等电告陈炯明及广东审判厅，称“农会造反，擅拥衙门，强劫人犯”。海丰农会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剑拔弩张。这是海陆丰农运第二次挫折（据《海丰县志》第709页：王作新是1923年5月—1924年7月任县长。此时县长应为吕铁槎）。
海丰粮业维持会，早在1911年底由陈炯明支持诞生的民间自治组织。认为法庭裁决不公，要求再审，派员出庭旁听，无疑是正当的举措。农会拒绝承认法律裁决，从而引发了海丰农会与海丰法庭的冲突，所涉及的是法律裁决是否公正的问题，与粮业维持会无关，更谈不上与农会对抗。
陈炯明一生，始终立足于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他所主张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虽本着以维护各行各业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为终极目的，但天平一方始终是向劳苦大众倾斜。解决广州工人大罢工和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他是这样做。这次海丰农会与田主因“粪质田”租金纠纷案而引起的政民冲突，他也是这样做。“粪质田”租金纠纷案发生后，陈炯明建议时任海丰县长吕铁槎，组织主佃双方，粮业维持会和农会各派代表实地堪测，佃户归还隐瞒的“粪质田”丘（亩）数，继续承租，田主不得加租而平息。1923年4—5月间，彭湃专程赴香港，向陈炯明报告海陆丰农运的发展情况。陈炯明明确表态：反对田主加租，支持农会减租，“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同时，捐港币100元（时价折200大洋）给海丰农会作经费【《丰碑》第157页】。再次表明了陈炯明对农会的支持。
陈炯明支持农会的态度，有效地缓解了障碍彭湃开展农运的压力。海丰农会如虎添翼，掀起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第2次高潮。正如彭湃所说：“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组织”【《丰碑》第138页】。
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会会员达20多万人。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为会长 。7月，“惠州农民协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陈炯明偏袒农会冲击法庭，无形中助长了彭湃的激进情绪。农会有恃无恐，发展到挑战政权。1923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发生因减租引发政民冲突的“七五农潮”。时任县长王作新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农会，有声有势的海陆丰农民运动跌入低谷。这是海陆丰农运第三次挫折。
“七五农潮”发生当天下午，彭湃赶赴老隆，8月23日（旧历七月十二日）抵达老隆向陈炯明面陈一切，要求支持。陈炯明当即向海丰当局发出电报，措辞委婉，表示了支持减租的鲜明态度，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海丰县长王作新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即释放了被捕的农民25人（22位是农会职员，3位是殴打承批商、暴力抗租的北笏乡农民），其中黄凤麟、杨其珊、洪廷惠三人，因坚持“要求王作新恢复农会后始愿出狱，否则惟有农会头（指彭湃）命令叫我们出始愿出”的态度不愿出狱。被判处了半年监禁【《丰碑》第56页、60页】。
1923年9月初，彭湃回到海丰，“即召集海丰各乡代表会议，到会有80余人，比前更活跃些，还有农民陆续来入会者”。为解救黄凤麟等三人出狱，彭湃与李劳工再赴香港，一是找林晋亭，请他催促陈炯明解决释放三名在狱农友。二是募捐，支持在狱农友的生活。在香港一个多月，彭湃等是住在黄毅办事处。黄毅，广东清远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彭湃称：黄毅“系《国华时报》记者，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住，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住楼下”。林晋亭、黄毅几次致电陈炯明，得不到回复。又由于在香港认识的人少以及无人同情，仅在人力车夫（多为海陆丰籍粤军退伍兵）中募集到港币80元。林晋亭、黄毅建议彭湃直接赴老隆请求陈炯明解决。10月中旬左右，彭湃再赴老隆【《丰碑》第169-170页】。
事实上，为了释放在押农民，陈炯明已经给王作新“去了几次电报”，催促放人，但没有收到王作新复电。直到数日前，王作新才复电称：“已判了半年监禁”。陈炯明深感为难，他倡导依法治国，并在广东付诸实施，他不可能、也不敢公然藐视法律，将业经司法程序判决的案件推翻。陈炯明仍向彭湃承诺：对于三位在狱农友的释放问题，不日赴汕头顺道回海丰时才办理【《丰碑》第171页】 。
1923年11月16日，陈炯明改变了顺道回海丰的计划，彭湃、李劳工随同陈炯明抵达汕头。陈炯明并没有忘记办理释放在狱农民的问题。他告诉彭湃：“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计划，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陈开庭）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次日，决定带彭湃一同到惠州，让彭湃向军需处长支取20元供零用。后又改变主意，决定让彭湃留在汕头开展农运。目的是：1、“联络各县农会声势来援助海丰农民”。2、“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丰碑》第172-179页】。
陈炯明的威望以及支持彭湃的明确态度，为彭湃在潮汕地区开展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彭湃轻而易举的组织了惠潮梅农会。期间，彭湃随时向陈炯明报告运动进展情况，陈炯明又及时发电报给予明确的指示。不仅促使潮汕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也达到了声援海丰、救助在狱农友的预期目的。
彭湃在《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说：“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其旧式的先成立恵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10县。并向潮梅总指挥（指潮梅镇守使洪兆麟）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方面向各机关捐（募）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报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募）款，各机关长官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银元）。但交实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步，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以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丰碑》第173—174页】。
彭湃所述证明，惠潮梅10县数十万普通的老百姓、各机关的长官、乃至潮梅总指挥，是冲着陈炯明极力支持彭湃的明确态度，才去支持彭湃的。粤东（北）十余县，是凭借陈炯明的威名组织农会的。
1923年12月下旬，陈炯明电召彭湃到惠州。彭湃途经海丰歇脚。这是彭湃自“七五农潮”发生后第二次回海丰。手中持有陈炯明给彭湃的电报，头上戴着惠潮梅农会的花环，堂而皇之。王作新、钟景棠对彭湃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彭湃如是说：“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共商革命大计”。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没）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10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了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令人注意不小，并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对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实，就可以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海丰，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住处”，约请彭湃面谈，辨明自己支持农会的一贯态度，指责王作新谎报军情，涂乌了自己的招牌。钟景棠致函通知彭湃：“王县长已准释放农民，请速觅商，盖章前来保领为要”。因此，要求彭湃出面恢复农会的农民络绎不绝，以致彭湃“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恢复农会只是时间问题。陈炯明致电彭湃，称不日回梓，要彭湃不必来惠。彭湃将陈炯明“不日回梓”这一“最妙令人痛快异常的消息”，“乘机天天下乡宣传，乃整理会务，并组织临时办事处于得趣山房，于是四方八面都活动起来”【《丰碑》第60、第176-178页】。
1924年1月底间（旧历1923年十二月底）陈炯明“回海丰过春节”。彭湃专程到梅陇（现梅陇镇）新寮桥（地名，离县城20里），组织五六百人的欢迎队伍，手持小旗排列于路旁。杨其珊致欢迎词：“600余人是各乡代表，欢迎总座回梓，请许立农会”。陈炯明当即表态：“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能无会”！陈炯明回到海丰，彭湃成了将军府第的常客，恢复农会成了两者的话题。彭湃计划：“各约农会先恢复，等到出（明）年各约农会恢复齐，然后恢复县农会”【《丰碑》第180页】，得到陈炯明的支持。海丰地方当局，绅士，田主，也就是所谓整个“反动阶级”，几乎没有人持公开的反对态度。海丰农村各地恢复农会的工作紧锣密鼓，一帆风顺。1924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四），捷胜（现捷胜镇）农会率先恢复，彭湃赴捷胜祝贺，回来即到将军府报告陈炯明。并决定3月17日（旧历二月十三）恢复海丰总农会。
1924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七日），陈炯明离开海丰赴河源。面对孙中山第一次东征，海丰农会命运发生逆变。1924年3月17日，海丰总农会恢复，连续3天演戏庆贺。到了3月21日（旧历二月十七日），也就是陈炯明离开海丰刚好1个月，海丰县长王作新又贴出报告，再次宣布取缔农会，复活仅4天的海丰总农会夭折。宣告陈炯明支持下的海陆丰第一阶段农民运动终结。
图为赤山约农会旧址——龙山“灵雨庵”及“ 天后宮”赤山约农会、海丰总农会史迹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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