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强盗游侠歌的产生及艺术特色

海陆丰0660

在藏族传统的民歌分类中，强盗、游侠歌属鲁体民歌，即山歌。这种山歌在藏区流传不广，而且失传也比较严重。鸟瞰藏族民歌的流传情况，早期强盗、游侠歌主要流传在康巴藏区，尤以玉树地区为最盛，它是高度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相结合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民歌。过去，人们对强盗、游侠歌有种偏见和误解，认为它是逆贼、盗寇之歌，而予歧视、禁锢，自古在宗教的庆典仪式上和民间的传统娱乐活动是禁止演唱的，认为它亵渎教义并有叛逆之举，时至今日，形成无条文的法规。

强盗、游侠歌藏语为“昌鲁”，意“昌巴”之歌。何为“昌巴”？请看昌鲁中唱到：

我是逍遥的强盗，

逍遥的强盗不可信，

可信的不是强盗。

我是逍遥的强盗，

逍遥的强盗没有爱，

有爱的不是强盗。

昌巴愿意为说谎者、骗子和狡诈者。根据昌鲁所反映的内容被译为强盗歌和游侠歌。由于历史的原因，昌鲁中确实有一些糟粕，庸俗的封建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有进取向上、不屈不挠地与黑暗社会进行斗争的一面，可以说它是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意志、愿望真实的表露和对历史真实的一种描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整个世界，也创造了文学艺术。一种特定的民间文艺形式，是这个民族（区域）历史、文化在一定范围内的表现。研究藏族强盗、游侠歌的形成、流传，对于深入研究藏族民间文化的奥秘，了解藏族传统文化的本质，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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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歌是历史的反映。既然有强盗歌、游侠歌，那必然会有强盗、游侠。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听到昌鲁如闻虎声”。从这句话不仅能看出强盗、游侠的确存在，而且它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是，我们从一些史料，从昌鲁所反映的内容和一些民间传说中看出，并非所有唱昌鲁的都是强盗，也并非所有的强盗都唱昌鲁。先侃侃玉树强盗、游侠歌的由来，对这种歌的产生，就会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玉树强盗、游侠歌的产生，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情况：

（一）玉树地处青、藏、川、新四省区交接处，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原丝绸之路，古时为苏毗国疆域，根据《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苏毗国遣使与隋通好。隋末唐初，苏毗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很密切，信使不断。根据唐玄奘（公元六零二——六四四年）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当时苏毗国经济发达，国势强盛，首先打通了印度的通道。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吐蕃，苏毗成为吐蕃王朝重要的驿站和交通枢纽，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成为联结世界古老文明国家——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罗马的纽带之一。

随着交通的打通，玉树成为古道上的茶马互市，经济得到了发展，于是就有一些游手好闲、为非作歹之徒，凭借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凭借地形的复杂，三五成群或各自为阵，进行抢劫偷盗。玉树西部流传着这样一首昌鲁，反映出这伙强盗野蛮、粗俗、狂妄的行径。

例一

骏马是别人的家畜，走的　快慢由我驾驭，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游侠；

快抢是别人的祖传宝物，射程的远近由我来掌握，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游侠；

姑娘是别人家的掌上明珠，美丽的容貌为我所有，因为我是颠沛流离的游侠。

强盗不劳而获，逍遥自在的那种快活劲，对那些好逸恶劳、奢望侥幸的人还是很有吸引力，于是唱着逍遥山歌的强盗、游侠出没于此，使本来就生活在非常脆弱的靠天吃饭这种自然经济状况下的百姓，怎么能经得起强盗、游侠的掠夺玉树有这样一首悲歌，名叫“结古左纳久杰”，意为“结古十八头驮牛”，就是对强盗的一种控诉。这首歌说的是结古有一男子，用十八头驮牛驮上商品去安多地区贩卖，当他快要走出康区时，突然从山谷里走出一伙强盗，急马高呼，不容分说把他的十八头牛全部赶走了，这男子非常气愤，在回来的路上伤心地唱着歌，用歌声来安慰自己，回到结古，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问他的牛和东西，他说：我到了按多地区听到一首非常凄凉哀婉的歌，即使是狠心的屠夫听了，也会产生痛恨之情，于是我把牛和东西作为报酬，学了这首歌。说完就把在路上唱的歌给大家唱了一遍，后来这收首歌在结古流传，起名“结古左纳久杰”。

又如玉树西部流传的强盗歌“江赛达傲卓热”，江赛是个地名，达傲卓热指白马，有一天，江赛草原来了一伙强盗，把山上的牛赶走了，人们知道后骑着马去追，当大家追到一座山下时，看到强盗正赶着牛走在山腰，其中一个强盗身背叉枪，腰横长刀，骑着一匹白马，全然不顾后边的追兵，悠然自得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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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去时我在众人前面，这是因为骏马出众。

来时我在众人后面，这是因为我是勇士。

人们完全被歌声吸引住了，勒马屏息，忘记了追赶，当歌声在天边消失后再去追时，强盗已无影无踪，从此这首山歌在江赛草原流传。强盗不只是在山中路口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抢劫，而且开始成伙结队地跑到村口进行抢劫，甚至多次公开抢劫西藏运往朝廷的贡品和朝廷运往西藏的军饷信物，这不仅仅危害了百姓的生命财产，而且开始危及到封建农奴主阶层的利益和地位。农奴主为了对付日益嚣张的强盗，为了挽回他们的损失和巩固他们的地位，采取了重兵清盗的措施，在原由的旧西藏政府的法典外，又定了不少刑规，如：“凡偷窃他人马匹、骆驼、牛、羊，若一人盗此四项者，不分主仆绞；二人盗窃，将一人斩；三人盗窃，将二人斩；纠众盗窃，将为首二人斩，为从者各鞭一百，罚二头牲畜。其行窃之人，或被失主拘执，或被旁人获，将贼人正法、妻子、家产、牲畜抄没，给予失主”①。其实对从者的惩罚不止一百鞭，对看不顺眼的或被断肢、或被割鼻等，可谓刑罚之重，残酷之极。

（二）到了近代，土司头人的征差杂税、寺院活佛的宗教勒索、官府的乌税差役，成为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广大的劳动人民陷于日益贫穷的境地。如格吉巴马有户牧民叫察雅，一次被百户派五百元川洋的税，全家为了逃税逃到哈秀地区，格吉巴马百户得到消息后，即率领二十九人前去追赶，抓到之后，就地将察雅全身打了个皮开肉绽，回到格吉巴马，又将察雅呆了七天，将察雅的外甥打了一百鞭子，将察雅家儿子乃送的膝盖割掉。进行了残酷的肉体惩罚之后，又采取经济没收的办法，将察雅家的财产拿走一半，其中包括两支步枪，四十头牛，三匹马，以及一些值钱的用具②。不少农奴因交不起杂税，支应不起差役负担，被迫逃走，有的逃往异乡，有的上山为盗，有的被逼拿起武器，杀死头人官吏，进入深山。这些强盗专抢土司、百户、官府和巨商，农奴主们多次申报清朝政府予以严惩，为此清朝政府专门下了法文：“伏思番民等如敢纠约多人，肆出劫掠，或竟扰及内地边氓，情同叛逆，以及肆意抢劫蒙古牲畜，凶恶显著，关系边疆大局之案，自应慑以兵危，严拿首从，随时奏明，请旨办理，以彰国典”③。在番例六十八条中也有法文规定：“凡追赶逃人之人，有能将为首逃人杀死者，其所得人口，并家产、牲畜，具给追赶之人。”逃奴如抓回来“将逃奴所带之物，一半给予拿获之人，一半给予逃奴之主，将逃人鞭一百。”昌鲁中这样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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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

呦，我是个强盗的儿子，因为我一无所有。

呦，我是个强盗的儿子，因为我无依无靠。

呦，我是个强盗的儿子，因为我税差沉重。

（三）玉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元朝派兵进藏到近代的军阀混战，以及部落间的争夺土地，农奴、牲畜而进行的战争，没完没了的征粮抓壮丁，使百姓被迫出逃为盗。如一九一五年马步芳派重兵把守玉树，部队所需粮草强加在当地百姓头上，这更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引起百姓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派天水马鹤天先生岁九世班禅进藏，同年十月马鹤天先生在玉树调查中写道：

“某村藏民仅六七户，在山凹中，某地驻兵一营，向该村预征两年之粮，未付，某军派若干人赴村中捕人，彼等以妇女与之周旋，壮丁六人各持一枪逃上山，兵士觉之，入山中觅捕，反被击毙。营长闻讯，开全营往剿，来至山谷路口，六人在四面放枪，击死百数十人，有兵士四人入村中，将各户锅物等掠去驮出，山上六人中之一人，伺之隘口，击死驮物之三人，将各物又夺回。”

以上三种都是玉树强盗、游侠颤抖横出没的原因。他们是社会的危害者，又是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他们又是昌鲁的传唱者和创作者。由于传唱者复杂的背景和坎坷的经历，使得昌鲁丰富多彩。

二

昌鲁语言简练朴实，没有过多的修饰，结构严谨，具有一定的格律，采用了藏族鲁体民歌的形式，一般多用对偶句，头句的字数和节奏，贯串全曲，讲究韵脚的统一。也有一部分昌鲁因为它多以即兴演唱，自由发挥，不讲究格律、节奏，随意性很强，展现出一种无限的时空。昌鲁以表达演唱者的志向为主，也有一些叙述个人的身世和不幸的曲调，那种“蜜蜂和香花，姑娘和骑手”等缠绵的细语，对头人贵族的歌颂，对佛门寺庙虔诚的祈祷，在昌鲁中非常少见。

例四

哎，人说世间有三种门，第一种进佛堂供佛爷，供佛爷；我强盗不进，不进这一种门，每贡品他们不开门，他们不开门。

哎，这三种门的第三种门，是官人家的法力门，法力门；我强盗不进，不进这一扇门，没有哈达他们不让进，他们不让进。

哎，这三种门的第二种门，是美女歌唱又欢舞的门；我强盗不进，不进这一道门，没有好酒人家不开门，人家不开门。

在藏区很忌讳女子唱昌鲁，只有男子才传唱，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不是好汉别唱昌鲁，不是英雄别说大话”。可见人们对昌鲁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昌鲁有一种男性的那种粗犷，轩昂的气宇，男子们常用它来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欲望和追求。在藏族人的眼里它是男子汉的歌，是勇敢、力量的标志，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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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五

不是高耸入云的雪山，不是万马平川的原野，飞禽之王白胸鹰，何愁没有落脚处。

不是堆财入山的百户，不是鹑衣百结的农奴，浪迹天涯的游侠，何愁没有落脚处。

藏族人认为白胸鹰是神圣勇猛的禽王，神灵的化身，白色的胸誉为吉祥日光自显，传说白胸鹰即使在临死时也不愿将自己的躯体抛在红尘世俗，而是向着太阳猛飞，让强烈的日光把自己融化。强盗、游侠歌中常用白胸鹰的勇猛、高傲、飘逸来自喻。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没的追求，表达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如：

例六

啊啦呦，什么样的路我都走过，从未在半途停留过。

啊啦呦，什么样的山我都爬过，从未在半腰迟疑过。

啊啦呦，什么样的好汉我都见过，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胆识。

这种气势、这种魄力，可以说把藏族人那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他们好胜好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强盗、游侠歌的主要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与它的旋律发展，音乐特色非常协调、吻合，有一种盛气凌人、高傲不拘、随心所欲的气度，即使那些叙述个人不幸的歌，也没有丝毫的低沉、悲观的情绪，这是它区别与其他民歌（山歌）艺术的特征。这些风格、精神、特征熏陶和孕育出玉树民间艺术粗犷豪放的个性。

康巴人把昌鲁分为两种，即“昂任”和“鲁群”。昂任指长调，如谱例一、二、三、四、五，曲调高昂、自由，腔长字少，有康巴山歌的那种开阔、嘹亮，随风飞舞，余音不绝的艺术效果。有时歌毕，高呼“给嘿嘿”是语气词，仿佛要划破天穹，这是强盗、游侠歌很大的一个特点，它表现了延长者无所畏惧，敢于迎战的一种高昂豁达的心理状态。

鲁群指小调，在民间文学的翻译中，译成短歌（这是从文学角度考虑的），强盗、游侠歌的短歌音域不宽，旋律起伏不大，以小跳和级进为主，不象长调那么舒展、豪放，却也比较轻松、随意，便于演唱，很接近生活中吟唱的小调。歌手们演唱时茶馆农场提高八度，压低嗓音，这是气息的控制偶一定的难度。如谱例三、六。鲁群唱毕常常随声加一句“扎作科锐”，扎作是对他人（专指男子）的一种轻视的称呼，即小子。它表现强盗、游侠蔑视四围，逍遥世外的那种处世思想和一种自我意识很强的精神状态。这种演唱方法，在康巴山歌中是常用的，一般只说“扎作”，它起一种提示山歌已唱完和山歌结束的稳定作用。康区还有一种民歌“多鲁”结束时也常用“扎作科锐”一词，多鲁是多多传唱的歌，多多，意为好汉，不怕死者，多为僧人。他们传唱的歌，意为好汉歌或浪荡僧游歌。强盗、游侠短歌从曲调到部分内容、演唱风格很接近多鲁。因此，有些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同志把多鲁也列入昌鲁的短歌中，认为是游侠歌的一部分。如果从它们反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看，两者还是有区别。从以上的几首强盗、游侠歌中可以看出，它有一种蔑视一一切的气概和一种回味、想象的意境，而多鲁则不然，相比就显得粗俗、狭隘、格调较低，有的纯属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挑衅滋事，表示自己勇敢不怕死。如：

今朝饮罢斋僧茶，

忘了脸上檫檫油，

愿否墙外走一遭，

取你脑浆当油擦。

音乐上也不象强盗、游侠歌那么充满活力，富于变化，而近似吟诵调，旋律单调、平稳、无过多的装饰音和延长音，有些音乐依附于歌词，缺乏独立性，缺少强盗、游侠歌的那种无限的空间，虽然两者在有些方面近似，总体上区别还是很大。

强盗、游侠歌的这种艺术风格，对玉树其它民间歌舞有着一定的影响，如玉树“谐”⑤粗犷奔放，舞蹈讲究整体的气势，男子大起大落的动作，铿锵有力的舞步，显露出强烈的高原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玉树“卓”⑥中要求舞者要象雪狮那样威武雄健，要象雄鹰一样潇洒自如，要象强盗闯山冈一样勇猛快捷。如：

雪山请你向后让一让，

因为我的舞袖展不开，

森里请你向后让一让，

因为我的舞步迈不开。

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潇洒，如果没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雪山一样坚韧的意志，江河一样奔放的激情，怎么会有这样的气质。

强盗、游侠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和落后面。它的形成、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强盗、游侠已经不存在，但签到、游侠歌依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因为它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创作、磨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比较成熟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特色，可以使人们情感的抒发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