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对农民运动的理论贡献

陈旭光

    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绝不会忘却曾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彭湃，不会忘却曾建立全国第一个农会的彭湃，绝不会忘却曾主办和资助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彭湃。彭湃在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着卓越的贡献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说，彭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心中是一位伟大的人。

    彭湃是我们广东海陆丰人，家处湾湾龙津河畔，是海丰海城人。在彭湃的精神、彭湃的革命事迹渐行渐远之际，我连续通过《汕尾市民网》和微信微博，摘录并转发《彭湃研究论文集》多篇叙述彭湃从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文章。彭湃最伟大之处，是身为地主阶级为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先革自己地主阶级家庭的命，将“良田万顷”田契烧掉，分田给佃农，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先革自己的命的第一人。

    我们的海陆丰，伟大的彭湃是海陆丰之子，海陆丰有这位伟大的先贤。郁达夫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那为什么彭湃在我海陆丰会渐行渐远呢？

    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大王”这面旗帜，特别在“永记历史，缅怀先烈”的习主席新政的时代，这面旗帜更显鲜艳无比和光辉夺目。

海陆丰的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曾出现了这一位伟大的人物----彭湃。

彭湃对农民运动的理论贡献

钟绍星

彭湃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他曾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农会，主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出第一份农民运动报告，建立第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创立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上，彭湃有着卓越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谈谈彭湃对农民运动的理论贡献。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集中力量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工人罢工运动在1923年便形成高潮。当时，党内多数同志幻想着中国革命可以通过全国总罢工来实现，因为忽视了农民问题。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指出：“事实教训了党和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就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最早认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要推彭湃同志。从1921年至1929年，彭湃写下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论著。如：《告同胞》、《海丰总农会临时约章》、《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五个报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演》、《土地革命》、《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等。在这些文章中，有对农民运动开展情形的生动描述，有做农民运动方法的详尽介绍，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彭湃最先作出了重大价值的论述。

彭湃明确地提出，实现“社会革命”“要做农民运动”。彭湃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要努力去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回国后，彭湃努力探索推翻旧社会制度的道路。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为海丰县教育局长时，还是怀着梦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当他受到一系列挫折，便转入深入分析海丰的政治经济状况，看到占人口85%的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乃大恍然：变革旧社会的门路“要做农民运动”。中国以农立国，农民问题是左右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彭湃同志“要做农民运动”的结论，正是抓住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彭湃提出“打倒地主”，把乡村权力“移至农会”。农民运动兴起后，斗争矛盾指向谁？彭湃明确地指出：“反对农会的地主和绅士，正是我们最恨的敌人。”他响亮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地主阶级是农村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农民的死对头，“海丰有了农会以后，农民权力遂渐渐大起来，地主就害怕得很。”打倒地主和扩大农会权力是相辅相成的。彭湃认为，建立农会后，必须把“乡村的政治权力”，“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进而一切权力归农会。”列宁曾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彭湃同志把农民运动引向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这就使农民运动不拘泥于抗租等经济斗争而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

彭湃指出：“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这是他在严酷的斗争中得出的结论。1923年海丰“七五”农潮中，农会遭到摧残，彭湃看到“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1925年2月，彭湃随东征红军入海丰后给《向导》周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我一入海丰，农民就向我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和发给武装。以上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彭湃把建立农民武装作为“农民协会的根本问题”，可见他对农民武装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农民运动中亲手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以保卫农民运动的斗争成果，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彭湃是我党较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同志之一。

彭湃指出“把土地归农”。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大声疾呼：“农民们，地主的土地本不是钱买来的，是他们的祖先夺我们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权利。地主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彭湃提出“把土地归农”的方针，这就挖掘到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的基础。我党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说明了土地问题的主要性。

彭湃赞扬农民的“伟大和神圣”。他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农民群众，认为农民是“生产的主要阶级”，其“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他深刻地指出：“革命如离开大多数人民群众，结果总是失败。”彭湃在赞扬农民群众的同时，还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他说：“工人个农民就是被压迫的人，这两种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彭湃看到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必然联系。1928年8月4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高声宣布：“海丰农民运动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工农联合万岁！”

彭湃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提到农民运动主要做了十件大事：（一）实行减租；（二）办农民教育；（三）办农民药房；（四）组织妇女解放会；（五）改良农业；（六）做慈善事业；（七）管理市场；（八）解散民团；（九）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十）抗击老番（广东人称洋鬼子为老番）。把反帝和反封建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一大特色。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时，号召农民高擎反侵略的旗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番鬼如果被国内的贫人打败就到中国人，所以番鬼是侵略中国的。”当时曾有两艘英国军舰停在海丰汕尾港，被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吓得仓皇溜走。

彭湃鲜明地指出从农民运动入手实现社会革命，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强调建立农民武装，提出把土地归农，坚定地相信农民得力量，促进工农联盟，以及总结农民运动的内容和方法，反映了我党对农民运动的正确认识，代表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党的“八七”会议曾指出，“第五次大会以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建党后 担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看到农民人多势众，却又否定农民运动的需要和可能。”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在农民问题上的反映，实际上是取消农民运动。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规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能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张国焘则以“左”的面目出现，1922年12月他在《向导》第12期上发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文中说：“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上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陈独秀、张国焘的这些反对农民运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论调，和彭湃的关于农民运动的阐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证明彭湃同志的思想路线是比较端正的。当然，彭湃并非完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曾有过个别“左”的提法。如1927年11月18日在海丰苏维埃成立大会上提出，“坚决地大杀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把一切的反革命，杀得清清楚楚”。坚决地镇压反革命，这是起义成功后一条极必要得措施，也是历史上巴黎公社一条深刻的教训。但从当时的决议案来看，划定反革命的范围宽了些。如果把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理论比喻为大树，他的个别“左”的提法不过是大树的一些枝丫而已。

二

彭湃的农民运动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亲自参加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时间过程中产生的。他参加农民运动的实践性和群众性。因此，他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创立起来之后，立即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又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理论要使群众能付诸实践，首先必须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当时可谓妇孺皆知，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9年8月31日在告全国人民书中指出：“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当时，传播彭湃农民运动理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讲演和谈话进行宣传。彭湃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他在田头树下，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给农民讲述革命道理。他创作许多民歌童谣，用以宣传农民运动。彭湃每次讲演，“听者异常兴奋凝神”。1923年7月20日彭湃给农民报告救灾和减租的讨论情况，“旁听者咆哮起来，磨拳擦掌”。在海丰苏维埃成立大会上，彭湃作政治报告，“全场代表之表现，尤为奋发激昂，鼓掌不绝”。彭湃不仅善于进行大会演说，而且善于个别谈话。他在广宁从事农民运动时，本着思想有顾虑的农民同彭湃谈话之后，认识到“不纳租的公道，杀死为富不仁的地主也是公道”，从而理直气壮投身农民运动。彭湃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宣传，听众又向别人宣传。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得到广泛的传播。方志敏同志曾写道：“我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二是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农民运动理论。1924年7月3日至8月21日，彭湃在广州主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不仅给学院讲授农民运动理论，还让他们到郊区农村实习。“斯时常州农民协会成立即当时之宣传效果。”《中国农民》曾记载：“此期学员实为本党农民运动之推进机，现在为主持各重要农民协会区域之战斗员。”1925年10月彭湃在广州举办了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114名学员，其中60%来自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安徽、福建、广西七省，可谓全国性农民运动干部学校。1926年5月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应邀担任教员，讲授《海丰及江东农民运动状况》。毛泽东同志还派肖楚女率二十省的学员赴海丰实习于毕业之际，“考擦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员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这些学员成了全国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湖南的学员回去后，“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正轨，因为他们从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三是通过报刊书面宣传农民运动理论。彭湃为农民运动立言，写下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和专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向导》、广东省农民协会主办的《犁头》周刊、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名义办的《中国农民》以及《红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如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通过《中国农民》连载，接着广东省农会出书发行。书面宣传是口头宣传和讲解示范更为广泛的宣传形式。通过以上几种形式。彭湃农民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一直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毛泽东同志早年就热情地赞扬过彭湃所开拓的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中高兴地指出：“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会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澄清----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刮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援引海丰农民运动和武装起义的实践，来论证自己的观点。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有了证明。”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中，谈到工农武装割据时写道：“海陆丰、湖东、湖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二）毛泽东同志一向把彭湃当作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在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特意邀请彭湃担任教员，传授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彭湃和毛泽东一道担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期间，彭湃与毛泽东积极配合，通力协作。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与斯诺谈自己的经历时讲到，1927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土地问题会议上，彭湃、方志敏完全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谈到共产党人如何联系群众时，赞扬彭湃是农民运动的大王。直到解放后，毛泽东同志还念念不忘彭湃。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彭湃的母亲时说：“彭湃是我们的好同志，您是彭湃的好母亲。”这些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的战斗情谊以及对彭湃的钦佩。毛泽东同志高度地评价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建树。1926年他在广州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时，特地收进了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以及彭湃曾领导过的普宁、广宁农民运动的丰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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