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银华 于 2017-1-22 09:16 编辑
童年那些很难忘的“过年” 过年了,总有一些关于“年”的话题。现在物质生活普遍都提高了,新衣、新鞋,鱼肉鸡鸭都不是过年的专利,这样一来倒觉得现在的“过年”变淡了。也许孩子们永远是欢乐佳节的主角,穿新衣、戴新帽,逛公园、拍拍照。他们的欢乐给年过不惑的笔者也带来欢乐,也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想起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些“过年”。 笔者第一次知到“过年”是在童年两、三岁的时候,那时随父母在潭西镇一个偏远的农村小学生活,学校是一间大祠堂,祠堂对面是一个池塘,很大。有一天下午,池塘挤满了人,在戽水捕鱼。听那上上落落的大人说话才知道要过年了,大家在“戽年鱼”。他们把水戽干后,很多人下到池中抓鱼,在池堤边放一排箩,抓到的鱼就放在箩中。大人们在乎的是大鱼,抓到一条大鱼都举起来,大家都发出“哇、哇”的赞叹声。我在池堤看热闹,在乎的是红鲤,大条的人家不肯给我,跟着看了一午,看到有一条小红鲤在泥浆里游,因太小,捕鱼的人看到也懒去捉它,我就央求在堤边的大人捉来给我。拿到这条小红鲤后一个劲的跑回家(也即是学校),赶紧放到水缸中养起来。那时候,祠堂的正殿是办公厅,一边的厢房作厨房,几户在校居住的老师共用,厨房内仅有一口大水缸,大家的吃用水都在那里。这条小红鲤在那里养了一夜,第二天母亲发现了,跟我说,这鱼不能养在水缸里,因为它要拉屎拉尿,水弄脏了大家都得吃它的屎尿,拿出来,养在一个脸盆中。这更好,养在脸盆中看得更清楚,看着它游来游去,幻想着它长大,将来生一大群的小红鲤。那一年的“过年”最欢乐。但后来小红鲤跳出脸盆让猫叼走了,很伤心! 几年后“文革”开始,母亲被勒令退职,父亲到一个更偏远的山区教书,我们全家迁回东海。那时的生活如何困苦我们孩子是领略不到的,有母亲在就有温暖在。“过年”同样欢欢乐乐。那时候“过年”那段时间,街邻孩子身上有点压岁钱,于是盛行赌博,免用赌具,每人出多少个等值的硬币,将硬币国徽一面向上,轮流摆在手掌中抖在门坎的石板上,看多少个反过来,反过来的就可赢走,叫“丢锵仔”。母亲不让我们参加赌博,正月初就叫我们几兄弟去拾柴薪。平时是大兄、二兄两人去,到“过年”了连我也叫去。平时拾柴薪是清早背一个箩在公路边捡树叶,用一支竹子,尾端装一条筷子粗的铁线,沿着公路走,看到地上有昨晚落下的树叶就插下,插成串了缷到后背的箩中。正月初那段时间有更好的收获,不在路边捡树叶,而是跑到蔗田中,因为过年了那里没人管。甘蔗已在春节前砍掉了,但节前砍蔗大多因赶工没有砍到根下去,地面常留一截蔗头,这些蔗头用脚踢一踢就能拿起来,踢不了的用厚刀砍一下,这蔗头不仅能当柴薪,还可以吃,而且特别甜。三兄弟上午出去,到下午才回来,不愁午饭,吃这蔗头就解决了。当时我是随两个哥哥走,不知是到什么地方去,只知一片田野空无一人,远处有大山,山里的鸟在不停的鸣叫,旁边有一个渡槽,风景很美!这如画的美景一直记在脑海中,甚至有时出现在梦境中。前几年去河东镇府,觉得就是镇府后面那一片地方。十岁上下的三兄弟,过大年的在田野挖蔗头拾柴薪,吃蔗头,啃不开时请哥哥帮我啃。这“年”不是很值得回味么? 也许是生长在贫穷家庭,回想起来所有的“过年”都跟物质无关。一来没什么丰盛的物质,二来我们都不看重,也不计较,都是互推互让。当时是计划经济,政府分配每人一年有一丈三尺六寸的布证,母亲几乎是从一九六六年退职开始到一九七八年复职十多年没添过一件象样的衣服,复职上班时是跟我妽母借件体面的衣服穿的。我们孩子是兄、姐有剪布做新衣,第二年不合身了就给二兄和我穿,政府分配的那点布证到年底还可拿到大街去卖。三十夜“围炉”时,母亲切鸡肉,总要留两个鸡腿给我和弟弟,但我们都没吃,几天后切开来混着炒菜才让大家吃掉。可以说,那些年的“过年”在物质上是很贫乏的,但我们依然觉得很幸福。 今年春节期间,外出工作和读书的儿子和侄儿、侄女们成群来到爷爷奶奶跟前时,奶奶总要把过去的“古”讲给他们听,其实这是寓教其中。贫以励志,俭以养德。这可是我母亲给孙儿们的珍贵“红包”。 银华 刊于2017年1月《东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