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胜风情录

河柳子

捷  胜  风  情  录

何秀荣 / 编著

                                             

           第一章   概  述

      捷胜是个历史悠久、山川秀丽、语言风俗独特和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古镇，也是粤东的海防重镇，素有“黄金海岸”之称。

      它地处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东南部，即东经115?22′30″——115?26′45″、北纬22?45′00″——22?42′30″，东、北、南与汕尾、东涌、红海湾（田墘、遮浪）接壤，南临太平洋海域，距汕尾市中心16公里，属亚热带海洋性区域，年平均气温21.9℃，年降雨量1700毫米。春夏季多为西南、东南风，冬季为北至东北风，夏秋季受台风影响较明显。全镇总面积约50.8平方公里，占全市的8.5%。海岸线全长12公里。全镇辖14个行政村、4个社区、34个自然村。人口5.6万人，均为汉族，多集居于城圩与近郊，姓氏约110个。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约2.5万人。镇政府设后山头。

       捷胜枕山面海，山水奇秀；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冬暖夏凉，四季常青。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丘陵地带；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多巨石重叠，海为优良渔场。西北部有蜿蜒盘错的白云山、鸡啼岭、霞仔山等山脉。南部距陆地五公里的海域，有龟龄岛、菜屿、捞投屿、青屿、鹰屿、牛皮洲、三角洲、赤腊等岛屿，明石暗礁盘踞，是鲍鱼、海胆、龙虾、膏蟹、角螺、蚌蚝、石斑及紫菜、果菜等海珍生物的盛产之地。外面那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海域，是厦门、汕头至香港、广州及东南亚航线的必经之地。

    沿海沙滩自东而西又有石狗湖、双石湖、沙坑湖及东坑湖相距并列，是出水与容水所在，也是天然养殖的场所。陆地中部，九伯岭（原称“九败岭”）山脉分隔为东西两处农区，旱地具多，水田多分布于东、西洼地，全镇共有耕地11858亩，其中旱田6975亩，水田4883亩，耕地多为砂质土和壤质土，只有少量的淤泥土壤。适耕性较强，属四季常绿产区，盛产着稻谷、蕃薯、花生、西瓜、冬瓜、荷兰豆、薯菇、荔枝、香蕉、杨桃、番茄等粮食及经济作物。


    全区有九伯岭、东坑、前进三宗蓄水量三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和锡坑等三宗小型水库。总蓄水量达800多万立方米；沿海修筑了防潮堤，营造了防风林带，出海口还建有水闸。镇（区）办企业主要有建筑、渔农具、造船、制盐、塑料、贝雕等工厂。原贝雕工艺厂的产品，曾连续十多年参加广交会的展销，埔尾建筑队更为出名。区内还设有卫生院、影剧院、电影院等。商业网点遍布全镇。可以说，捷胜平原板块的耕作环境、沿海地区的渔捞养殖环境及商业经营环境是非常独特的，它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不愧是祖国南疆的胜地。

      地处省尾国角的捷胜，人文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名闻遐迩。它有距今六千年至三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牛肚南、沙角尾等遗址；还有唐宋元时期的海底城寨、大石牯古村落及茅埔墟镇等遗址。城西东坑村有建于南宋末期的白石庵；城内有建于明代初年的古庙、观音堂、古城角和具有建城标志的城隍庙、五土四社稷；城西和城南有建于明崇祯年间的云山寺、云海寺；石厝村山岗有明末清初爱国志士廖天佐和刘锷隐居的天然石室“黎明洞”，其摩崖石刻诗文是汕尾市重要文物古迹之一；牛肚西南的海滩有建于明末为抵御敌寇而牺牲的“七老将”祠；南海岸东西两处还有建于清代的烟墩遗址；西门近郊有建于清光绪年间仿西式建筑造型的天主教堂，该教堂是当时海丰县中心教堂之一；北郊的狗地埔还有纪念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志士而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些文物古迹是汕尾市有名的旅游胜迹。

      捷胜，历史沿革脉络清楚。它原名捷琅埔，地处要荒。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有先民在捷胜的沙坑、东坑、牛肚和沙角尾一带渔耕狩猎、聚居生息。他们胼手胝足，开辟草莱，创造着捷胜的远古文化。历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为南蛮之地，是百越族的一部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海丰始被纳入中国版图，捷胜亦隶属南海郡博罗县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开凿杨桃岭（今称羊蹄岭）官道，其后分诸郡置海丰县（一说置县始于东晋咸和六年，备考），仍隶南海郡（杜氏《通典》、宋乐史《太平广记》、《海丰县志》），捷胜乃属南海郡海丰县统辖。经魏晋、隋唐，捷胜仍属海丰县地。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一说“熙宁元年”），王安石推行“募兵制”新法：“民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家为都保。”因而海丰全县改“里”为“都保”，分设兴贤、石塘、金锡、杨安、坊廓、石帆、吉康、龙溪八都，捷胜则隶属海丰县金锡都。

     迨至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十五日，捷胜始置千户城所，隶属惠州府海丰县碣石卫金锡都。清朝沿用明朝旧制，捷胜仍隶惠州府海丰县碣石卫金锡都。

       其时，捷胜所统辖区域较广，除了现在的格塘、马鞍山、军船头、茔头、大塘、沙角尾、牛肚、沙坑、东坑、双湖、石厝、南门岗、大淋、石头、南门外、城内、新建乡、大水沟、乌土、李厝乡、程厝乡、猫空、屈笼、内坑、格坑、大布、埔尾、芴仔、公顶坑、龙头乡、大流、水阁、联星、金德乡等34个自然村之外，还曾辖有花树、大华、苦厝乡、后沃、沙海、鲎山罗、鲎山魏、卡吴、船尾地、马巷、牌仔、龙溪、石龟、郭厝寮、猪母寮、黄竹坑、空内、辽口、青龙头、町前等乡村。随着历史政坛的变化，捷胜为区为镇，或合或分，旋而复始。

       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废除清朝旧制，建立民国。民国二年（1913年），划捷胜、寮口、东洲坑、田墘、湖内及遮浪六乡镇设立捷胜区公所，驻地捷胜城内，为海丰县第八区。

      民国十六年（1927年）11月大革命取得胜利，在捷胜衙门和北门街红楼分别建立中共海丰县第七区委员会和海丰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

      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大革命失败后，仍为民国海丰县第七区。捷胜原已分设的东、西、南、北四镇，后并设为东南和西北两镇。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七区公所改为第四区署。

      民国三十年（1941年）农历二月廿七日，日本侵略汕尾，捷胜处于沦陷状态。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捷胜并入汕尾第四区署（署址设汕尾）；同年农历十月初九日夜，日军撤离汕尾，恢复第四区署（署址设捷胜）。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东南镇和西北镇合并为捷胜镇。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第二次登陆汕尾和海城，捷胜设立伪村公所。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恢复镇公所建置，隶属汕尾第四区署。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7月1日，捷胜解放，建立镇人民政府，划归海丰第七区所辖（所址设田墘）。

       1952年9月，捷胜分设第八区公所，驻地捷胜，下辖捷胜镇（指城内）、新联、新安、西郊、石岗、沙塘、大流、东沙、洪流、民安、安华等11个乡镇。1953年，第八区改名为捷胜区，下辖捷胜、沙塘、大流、石岗、西郊、安华等6个乡镇，至1956年下辖乡镇除安华划归流安乡外，其余五个乡镇合并为捷胜和大流两大乡。1957年合并为捷胜乡。

      1958年9月，撤区组建人民公社，设管理委员会，下辖东村、南村、西村、北村、居民、联和、联明、联星、大流、埔尾、前进、东坑、沙坑、牛肚、沙角尾、五爱、石岗、渔民等18个大队，共224个生产队。

       1968年，公社、大队管委会改名为革命委员会。1984年3月又改建为区公所，下辖大流、埔尾、前进、东坑、沙坑、沙角尾、五爱、石岗等8个乡政府及捷胜人民政府。1987年4月撤区公所建立镇建制，捷胜仍属海丰县地。

      1988年3月7日，汕尾设立地级市，划沿海的汕尾、红草、马宫、东涌、田墘、捷胜、遮浪七镇为城区，捷胜从海丰县析出，改属汕尾市城区统辖。自古以来，捷胜均属政权要地，是全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

    从以上历史变迁情况看，捷胜这个古镇的沧桑史，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辟荒聚落”、“建置发展”和“农运解放”三个时期。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划分方法，比如用时代、朝代或年号顺序来划分亦无不可。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想扼要地将各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概括出来，使读者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下面，就来谈谈各个时期的概况：

河柳子

         （一） 辟荒聚落时期

      抗日战争初期，意大利的麦兆汉神甫及我国著名历史民族学家杨成志、顾颉符先生在捷胜沿海一带，发掘了许多石器、陶器等文物，其中石器有大小长短不等的梯形石锛、石斧、石刀、石矛、石戈、石铲、石箭镞、石网坠等；陶器则有大口樽、敞口罐、圆底釜、圈足盘等。有的陶器还刻有云雷纹、方格纹、曲折纹、梯形纹、叶脉纹、刻划纹、篦点纹、绳纹等纹饰。据考证，这些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及纹饰，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春秋战国初期的文化特征。

      由此可见，捷胜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有先民在那里聚居生息。那么，这种先民到底是何种族系？他们是不是捷胜的土著居民？种种问题因资料的大量缺乏而成为难解之迷。有鉴于此，笔者在翻阅了相关史料之后，大胆地作出如下推测：捷胜先民属于古越族人，他们是捷胜的土著居民。

      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研究，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及印纹陶器等，在捷胜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及沙角尾等遗址中均有发现，这说明古越族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已经生活在捷胜沿海一带了。而从广东东南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看，亦证明了他们早在南粤大地生息繁衍。
      事实上，约距今12.9万年前，在粤北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狮子山狮头溶洞内，就有古人类居住。考古学家称之为“马坝人”，他们是岭南地区的人类始祖，比北京猿人稍晚，前额比北京猿人偏高，面部具有黄色人种的基本特征，属于古人阶段。而进入新人阶段的则有距今约三万年前的峒中岩人及距今约16000年前的黄岩洞人，到了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岭南地区则是古越族人的天下。因此，古越族人是马坝人的后代，是岭南本土的民族。那么，在六千年前，这些古越族人又是如何迁移散居到捷胜沿海一带呢？下面先将古越族人的分布、生产及生活上的情况，作一概略叙述，然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古越族是我国古代长江以南最大的一个族群，分布很广，支系众多。《汉书•地理志》师古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即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但又支系不同，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因而被称为“百越”。关于百越的形成，还有另一说法。即公元前307年，楚攻杀越王无疆，越国为楚国所灭。越国的王孙贵族纷纷向南逃窜，在楚国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南方占地为王，各自建立自己的小国，于是便出现了东越、西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于越、濮越、滇越、句吴等诸国并立的局面，而统称为“百越”。依笔者陋见，此说显然欠妥。前已提及，南粤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有古越族人生息繁衍。由于他们在地理上分布广阔，发展不平衡，历史上各自为政，未能形成统一局面，而各有自己的族称，如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句町、句吴、无诸等，均为百越各部。只不过当时未有“百越”这一族称罢了。因此，“百越”的局面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已经形成，但绝不是上述所说的那样：在战国中期，越国为楚国所灭，其王孙贵族退居南方，各自建立自己的小国时才形成的。至于“越”这一族称，在秦汉以后才见于文献记载。由于百越族群分布广、支系多，各有自称，且又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特征，因此史籍记述时为了区别往往在各地越人自称上，带上一个“越”字，如闽越、瓯越、骆越、滇越等等，而“越”这一称呼才逐渐成为百越族群的通称。

      百越各族虽然分布广阔，但总的说来，其居住环境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分布在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甚至分布在山区和云贵高原上的越人，亦沿着较为低平的河谷平坝居住。因而从地理分布上说，百越属于南方低地平原民族，它不同于高原山区民族，更不同于北方草原民族。这样的地理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给百越各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明显的影响。在遥远的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其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生态环境和人们活动的交互作用，表现为百越各族在生产和生活上与水具有密切的关系，即善种水稻、喜吃蚌蚝、熟习水性、善用舟楫、居住干栏、断发（或椎髻）文身、崇拜龙蛇等等，无不与水有关。
现在，我们已了解了古越族人的基本情况，下面就来谈谈他们是如何迁移散居到捷胜沿海一带的原因。

      从上述情况可知，百越是一种与水有特殊关系的民族，他们喜欢分布在平原低地、滨海山谷及水道纵横的地区，主要依靠捕鱼采蚝、种稻狩猎为生。由于气候、物质环境的转换，致使部分越人向粤东海丰地区迁移。当时的捷琅埔虽说是“蛮烟嶂地”，河沼芦茭（红树林）丛生，虫兽满山，然由于地缘要素独特，地处南太平洋，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四季如春，因此，其平原低地和滨海山谷等居住环境却很优越，而且物质资源亦甚丰富。从宝楼山（解放前属捷胜辖地，现归东涌）、得道庵山、沙坑北面山谷等处发掘出来的蚌蚝贝壳遗存来看，捷胜浅海水域还藏有丰富的蚌蚝等水产资源。这对几千年前生产手段还比较落后的古越人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食物对象。因此，古越人为什么较早地在捷胜沿海一带聚居生息，也就可想而知了。

      先秦时期，是古越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由于中原文化未传入南粤，故越族文化最纯粹地保存了它的原始色彩，如越人椎髻文身、笃信鬼神及以龙为图腾的习俗，在捷胜遗存至今。他们已不再是居无定所的游群部落，已有固定的村落定居，并从事采集、狩猎、渔捞和原始锄耕农业，这已从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牛肚南及沙角尾等遗址中出土的石锛、石刀、石斧和石网坠等得到了佐证。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则是农业生产——种植水稻。因此，在我国原始人类中最早改造野生稻的便是百越民族。此外，越人性格强悍，“好勇斗狠”、“好相攻击”。对此，先秦及两汉的著述均有记载：武王伐纣，有越人参加；成周之会，越人贡献方物；由于力量强大，对楚构成威协，以致在战国中期“楚子为舟师以伐越”，使得部分越人退居南粤。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亦曾遭到越人的激烈反抗，被越人打至大败。因而从秦汉至隋唐，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和集百越”，团结越人，越族首领往往能控制和左右岭南政局。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海郡治番禺（广州）。除南征将士留守岭南外，秦始皇还将中原的贫民、仆役及罪犯流放到岭南，与当地的土著越人杂居共处，使岭南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地区。中原文化也随着汉人的大量迁移而传入岭南地区，大大地推进了南方诸郡的进化和发展。秦朝末年，中原大乱。南海郡尉赵佗绝道自守，藉故杀掉秦吏，起兵吞并桂林、象郡，于汉高祖元年自立为南越王。南越国共历三代五王共九十三年（前208年——前111年），以番禺为都城。汉高祖刘邦曾使陆贾游说赵佗称臣于汉。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杀其王赵建德及太后，反叛汉朝。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分四路进攻广州。元鼎六年十月杀吕嘉，平定叛乱。在南越设置南海、苍梧、郁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戍军和移民大量增加，中原的铁器农具、牛耕技术随之输入岭南；南来的中原官吏传播封建文化，改造当地的蒙昧风俗。从此，汉人便逐渐在南方取代越人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秦汉时期第一次中原移民大量进入南方的史实。

      自汉武帝统一南越和闽越之后，百越民族在历史文献上逐步消失，其中相当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则保存了百越文化的精髓，发展演变为畲族、疍族、壮族、黎族、苗族、瑶族诸民族。其中疍族相当一部分散居在汕尾市东南沿海地区。如东涌的品清湖、捷胜的石狗湖和疍家荡、红海湾的白沙湖以及海丰的长沙湾、高螺湾、九龙湾和陆丰的乌坎、甲子、碣石、湖东等港湾，都是疍民的主要聚居地。疍族，是一个与水有特殊关系、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群体。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海之中，以舟为家，随潮往来，捕鱼为生。所谓疍民，亦称“疍家”、“瓯船”，乃“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是以《淮南子》、《华阳国志》、《汉书?地理志》、《岭外问答》均谓之曰‘但’、‘蛮蜓’、‘夷蜓’、‘蜓蛮’”（《惠州府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成衡》中则更明确地指出：“疍，海上蛮也，以舟为宅，采海物为生”。

      关于越民第一次下海为疍的记录，乃见于《风俗》：“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凿河通道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与秦。意者此即丛薄之遗民耶？以渔钓为乐，以舟为宅，籍隶河泊所，岁课计户验船征之。”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时，曾凿通闽粤险道海丰羊蹄岭，开辟了又一条中原移民从东而南的广东通道，逼使越民为避开战祸及中原移民的侵扰而下海为疍。因此，所谓疍民，实非传说中的“元番种”。

      疍民的渔船主要是虾船，这种船长约20米左右，宽约6米，主要在离岸几海里的龟龄岛及菜屿一带海域进行作业。渔获物多为带鱼、墨鱼、金枪鱼（洋罐）等。在捷胜，疍民则主要聚集在沙角尾石狗湖沿岸及东坑疍家荡一带。自从秦汉以后，疍民便受到汉人的欺凌。他们居于水上，上岸不敢穿新衣服和鞋袜，只能赤着脚穿着补丁衫裤或斩衫，否则会被岸上的人强迫脱下。女人的衣服主要是红、黑、蓝三种颜色。未出嫁的女子，头上扎红头绳，已结婚的妇女则在脑后梳一个髻以示区别。由于备受压迫，生活悲惨，因此，他们无论婚事或丧事都是全族参加。

      两晋时期，中原大乱，汉族人民因避战祸而出现了第二次中原移民的浪潮。这次移民潮时间长、人数多，影响深远。移民中大多是中原的衣冠望族，他们都落籍岭南。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得有些荒僻地区如海丰地区亦有汉族官员落籍定居，而使封建的政制开始深入到俚人（越人）溪峒。东晋末期，卢循起义军战败后便有几千人从海入粤，成为粤海边的水上居民。《晋书?陶璜上疏》对疍民的情况亦有记载，仅广州珠江南岸就有不宾服汉族统治者的疍民达5万余户。然当时的海丰地区，人口还少得可怜。乃至隋唐时期，所谓疍民，“海丰七港，在在有之”（《惠州府志》）。他们“侣禽兽、亲鱼鳖”，生活艰窘，“衣不蔽肤，狭河只艇，得鱼不易一饱，故流徙失业者过半。”因其祖先是人首蛇身，故以蛇为图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虫部》释蛮字为：“南蛮，蛇种。”《山海经?海内经》：“南方……有神焉，人首蛇身。”《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 因而他们保留有祖先古越人拜蛇的习俗，并建宫画蛇立像奉祀。《赤雅》：“蜓（疍）人神宫画蛇以祭。”《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南蛮为蛇种，观其疍民神宫蛇像可知。”李调元《粤风》疍歌题后注解：“（疍）或曰蛇神，故祀蛇于神宫也。”这从捷胜埔尾村建于宋代的祀有蛇神的疍家宫得到佐证。

      隋朝初年，由于朝廷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及“兵农合一”等制度，经变通后亦有部分在南方施行。至唐朝，这一制度遂逐步完善，而从闽南一带的汉人亦大量迁居到海丰沿海地区，货币的使用才在岭南（海丰）开始流行。到了五代时期，南汉王刘岩在广州建都，对商业十分重视，“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其国，皆召而示之，夸其壮丽。”这期间，中原地区处于割据纷争局面，战乱频仍，已无暇他顾。而岭南却相对稳定，发展较快。但在隋唐时代，海丰还是相当荒凉闭塞。据隋代史料记载：那时岭南地区的人“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其俚人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指财物）轻死”，“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此外，《岭南异录》对唐代的海丰地区亦有记述：“循州多野象，人或捕得，争食其鼻，云肥绝”。因唐代的海丰属循州辖地，故可见当时海丰地区还有野兽出没，荒凉而少人烟。所以往往就成为流放谪戍的地方。

       然而，荒凉与闭塞，只不过说明了当时社会进展的缓慢。有些深山丛莽之腹地，野兽出没，蛇蝎横行，人们也有“巢居崖处”的现象，但多数是指某些土著俚人（少数民族），至于多数居住在平原圩社或海滨河边的汉人，还是相对能够自给自足，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的。这从捷胜晚唐时期沙坑村西南的茅埔墟镇遗址及牛肚村与沙坑村南则交界处的大石牯古村落遗址所出土的文物特征来看，唐代时从浙江、福建一带迁徙到捷胜居往的汉人，已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制陶技术，并兼事渔捞、采集等作业。据考证，当时便有一条“古车路”，从牛肚村的“通弄”开始，经大石牯古村落直贯茅埔墟镇，交通甚为方便。当时，人们在生活经济上已能自给自足。由于货币的开始流行，市面上的渔产品、农产品及陶瓷产品等买卖行业，亦较为旺盛。

      总之，从秦汉至隋唐时期，大至整个岭南地区，小至捷胜地区，可以说，汉人仍占主导地位，其人口数量亦远远超过疍民；且居住集中，已有墟镇的绉形，如捷胜沙坑村西南的茅埔墟镇、牛肚与沙坑南侧交界处的大石牯古村落；并在经济、文化方面同化着他们。随着移民的大量南下，新的生产技术、冶铁技术亦随之传入海丰（包括捷胜）地区。然在文化方面仍很落后，地不开化，书风不盛。

      进入宋元时期，由于长期的民族战争，造成了中原和江南人口大规模地南移，这是历史上第三次移民潮，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秦汉、两晋和南朝。北宋前期，广南路（指广东境）人口户数已激增。当时，元帅狄青残酷镇压了两广侬智高的起义，其部将惠州团练副使杨文广也率兵征伐了海丰南蛮十八峒的盟主金龙公主，将历代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驱尽杀绝，逼使他们有的再次下海为疍，有的则逐渐被汉民同化。特别是杨文广为救狄青在捷胜大战水龟洞，九捷九胜，更使越族后裔元气大伤，几近绝种。自此以后，再也不见史书提及越族。

     南宋初，为逃避金兵，江南的移民便有几十万之众流徙岭南。南宋末年，为避元兵骚扰，难民又纷纷从海道和陆路入粤，每批数以万计。宋恭宗时，元兵陷临安，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赵昰为帝，率数十万江淮军民涌入岭南。南迁移民多取道南雄珠玑港，再流散于粤境各地。

       据宋《元丰九域志》载：海丰县有纳税主户1878户，客户7186户，所谓客户即从中原移居的汉民，已超出当地土著居民（主户）的数倍。但到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十月，文天祥第二次率师退守海丰为元兵所执之后，余部一万多人撤至捷胜，与当地居民共抗元军。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当地居民亦死伤大半；至元代至正十三年（1354年）八月，由于元朝对汉族实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及文化围剿，造成不少人沦为奴隶，人民生活困苦；加上海丰城遭受兵燹倾毁之故，致使海丰县居民逃亡大半。因而，人口锐减过半。据明嘉靖版《海丰县志》载：元代的海丰只有3299户（包括土著居民及南迁汉人），共有11236人；那么，捷胜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口呢？此问题因资料的严重缺乏，实已无法统计。不过，从南宋末年在捷胜沿海一带所设的炮台（水道可通达品涌镇南宋末年的倚壁虎炮台）遗存和散居于疍家荡、石狗湖的疍民来看，汉人与土著越民已是杂居共处无疑！并且，土著越民的文化亦已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出现以汉人为主体的群体文化现象。

      而从整个岭南地区来说，在经历了宋元的大移民之后，亦是已完全衍化为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本土民族已彻底汉化，基本已形成了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捷胜属福佬民系，汉人讲海丰话（福佬话），而疍民虽然也讲海丰话，但还保留着自己的原始风俗习惯，依然过着水上生活，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方被确认为汉族。虽说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移民南下，为海丰带来了丰富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劳动人手，大大促进了海丰地区的开发，在这大规模的文化渗透下，捷胜似乎改变微少，依然地旷人稀，文风不振，保留着原有的愚昧和落后状态。                                                   

河柳子

          （二）建置发展时期

       宋末元季，捷琅埔地不开化，民多强悍蛮横；山匪时有搔扰，海患频仍，至明初犹甚。明洪武初年（公元1369年），日本武士、浪人（倭寇）与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分子及奸商流民等开始骚扰山东沿海，后又延及闽浙沿海，而陈友谅的残余水军亦流窜于粤闽沿海为寇。据明嘉靖版和清同治版《海丰县志》载：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都指挥花茂以海丰滨海，奏立守御千户所。”当时，朝廷鉴于粤地东南藩篱薄弱及当时的战备需要，便大量建设军事重镇，以利于海防的扼控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朱元璋颁布的《不必渡海论》，便阐述了沿海地区战略性建设的布局及其作用，其中还提及粤东沿海地区应设置城防的规划。是年，都指挥花茂便派千户贴木筑海丰县城，花茂则亲筑碣石卫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冬，花茂又派千户盛玉筑甲子所城，千户侯良督造捷胜所城。明嘉靖版《海丰县志·城池》（人称“半部志”）载：“捷胜所城在金锡都，去县八十里。千户侯良创。”这是明清以来编篡的几部县志中最早的有关捷胜所城的记载。以上四城的建置，因其规模和设施非比一般都市城镇，因而对其定址便持慎重态度，而当时中国的传统建筑观念亦制约、影响着捷胜所城的定址和建筑布局。

       据传，敕建捷胜所城时，朝廷原定以今东涌镇之建茶乡、过厝寮村一带为城防中心，并草建了部分设施（因此，捷胜曾有拟建“郡城”之说，但因缺乏历史依据，不敢采信），后经朝廷堪舆官员取土计算比重，认为比现今之捷胜城的地土稍薄，而重新定址在捷胜城一带；并以捷兰埔为城防中心，进一步修改了原有的建城方案，即设置内、外城以利海防之用，使其更完备巩固。今捷胜所城遗址的内城四门，即分别采用太阴所躔天盘“辰、戌、丑、未”之位设置；外城四门则以“子、午、卯、酉”之位设置，这样在军事防御中便可以设置多重防线，而在传统建筑思想中既切合风水学要求又利于军事防御，从而求得元运长兴。本来城所之建置拟有“舍外狗（南）、围内狗（北）；舍外鼓（西）、围内鼓（东）”之计划，无奈前期由于误定城址而耗费了部分资金，后来又因管理体制不完善而造成偷工减料及铺张浪费，而使外城的规划未能按原有方案圆满建成。到了后期只能用剩余的部分资金缩建成规模较小的捷胜城所。而原定的所谓“内鼓外鼓”、“内城外城”及“内狗外狗”的格局，也就未能构成一体，使捷胜所城最终只能成为一座海滨小墟镇。

      由于长年的风雨侵蚀及战备需要，捷胜所城又于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由千户汪如圭重建。捷胜所城虽小，然从其现有的捷胜城内外的四大元帅庙、九王爷宫、五土四社稷等宗教设施和内文祠、外文祠等文教设施及所署等行政设施，亦可窥见其壮观的规模。据考，洪武末年明帝在全国设立17个都指挥头司，内外守御卫36个，守御千户所324个。当时，海丰设一卫九所，捷胜所城属其中之一，归海丰县碣石卫（外守卫，属广州都指挥头司统治）统辖，是明清两代极其重要的海防重镇。
        
       前已述及，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捷胜的沙坑村一带已有古越人聚居生息。当时，人们处于蛮荒时代，民多强悍，好相攻击。迨至明初，捷胜建置城所，随朱亮祖南征至海丰（一说从浙江丽水调来）的十八路简武勇编队伍（明天顺元年以后，改称“民壮”，语出嘉靖版《海丰县志·诸役》；捷胜人俗称“十八简旗”），便来捷胜协助筑城。

      因捷胜“三山六海一份田”，风光秀丽，“田园饶裕，又素无春秋水障淹没之患，洵称乐土。”故成城之后，这十八简旗军便在捷胜所城屯军戍守，其头目多是安徽籍。据统计，驻捷胜所城的十八简旗军姓氏计有：简、雷、黎、沈、蔡、张、周、戴、蒙、董、潘、唐、柯、叶、刁、伍、朱、程等。他们“以时操练，有事为兵，事已为民”，并团结周边民众，让茅埔虚镇和大石牯古村落的居民迁入城内安居，共抗敌寇，使海氛有所缓和。

       由于驻捷官兵多来自中原及东北各省，各自带来了当地的才识、技艺和习俗等文化；加上明隆庆元年至万历时期，商船可从石狗湖直达捷胜所城南门及埔尾村码头，且与外界交通甚为方便，商贸经济极为发达，漳州、潮州等地许多殷商富户都迁居于此；另外，在满清时期，福建和江西两省的漳州、莆田、东山及广东的潮州等地先民，因避战乱，亦有部分落籍捷胜所城。

       据明嘉靖版《海丰县志·上卷·舆地志·户口》及清乾隆版《海丰县志·赋役志·户口》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海丰户口人数比元代已增至5123户，有20301人；永乐十年（1412年）5542户，29002人；嘉靖元年（1522年）4274户，17578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降存2039户，5407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又增至6719户，16472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4640户，19600人；万历十年（1582年）至天启二年（1622年）和崇正十年均为4850户，19660人；降及清顺治七年、康熙二年户口人数与之相同。从以上户口数据来看，海丰全县的人口较为清楚。前文已有提及，捷胜所城户口人数，因史无记载，难以确定！然而，笔者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从大量历史资料及古村落遗存来看，捷胜在明洪武二十八年至清康熙二年，其户口人数应已达4000至5000人左右，且商贸极为繁荣。至此，捷胜在官兵们的政治、文化思想及外来商贾的经济思想渗透下，才逐步转向开化。
      
      关于捷胜所城的命名，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北宋杨文广在捷琅埔追击金龙公主（据说是南蛮十八洞洞主）时九捷九胜而命名的；有的则认为是明初几次抗击倭寇的胜利而命名的。然据《明史·地理志》“捷胜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二月置，初名捷径，三月更名……”的记载可知，捷胜，初名捷径，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改名捷胜。综合各种历史资料及民间说法，其改名来由有三：

      其一，所城筑成之后，取原地名“捷琅埔”之“捷”字，加取“胜”字，寓击敌必捷必胜之义；

      其二，从地理角度来说，捷琅埔“行龙”从宝楼山开始，经破军星山时，其山瘦削，军星被破，且与所城后面的宝楼山相连结来看，形状极似偃倒的军旗；而古井山的叮咚鼓却又位于所城之前，所谓“偃旗息鼓”，其义不祥。

      其三，捷胜所城作为明代粤东的军事要塞，已纳入了明代国家海防体系，因原名“捷径”，有“终南捷径”之义，且倭寇进犯海丰，捷径首当其冲，乃其门庭，为了达到“设所防倭”的目的，故改称“捷胜”，寓保家卫国、抗倭必胜之义。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以上三点原因，明朝统治者才把“捷径守御千户所”改名为“捷胜守御千户所”。而上述原由，亦都较切合当时“捷胜所城”命名的实际需要。

      捷胜原是海陆丰三大古战场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末年，捷胜沿海之大小茅山及角仔澳一带，便设有炮台拨兵防守。宋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八月，文天祥在江西等地抗元失败于空坑（粤赣交界处，今江西省吉水县附近），遂与杜浒、邹风至循州，集散兵屯于南岭，克复惠州。后奉母同行，收兵海丰，屯丽江浦，遂定甲子、碣石、捷胜、船澳等沿海港屿。

      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文天祥自潮阳移师海丰，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疲惫的宋师在五坡岭遭遇元军张宏范部突袭，混战中文天祥被执。其后，余部一万多人撤至海边，以捷胜作为中心基地，联合当地民众继续抵抗元军，一年后，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元季明初间，东南沿海经常遭受土匪、海匪和倭寇的袭击，边境不宁。

      自捷胜建所屯兵后，海氛稍有缓和。明嘉靖二年（1523年），海丰沿海地区倭患又起。因明朝采取闭关政策，禁止国人与日本通商，故倭寇即与沿海奸商、土豪交结，而入内地劫掠骚扰。当时，陆丰、捷胜是倭患深重的地区。在这期间，捷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至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倭寇又进犯捷胜。据载：“国初时民罹于山贼，海犹晏然，厥后数十年，则有海寇之警，然未有倭寇入境，自近岁始继。”“迩者倭寇自捷胜登陆，仅三百余徒尔，通邑竭作，甫能逐之出境。”当年，潮贼张琏使其党王伯宣诱倭助己，倭至潮，侵入海丰界，其烽甚炽。“百里之内，所过歼灭，可为流涕”。

      捷胜有所城，为什么倭寇能登陆？原来当时已武备废弛。洪武二十七年筑卫所城时，海丰驻有旗军一万一百余人，即将原守番禺、南海、顺德各卫所旗兵选出精悍的5600名调于碣石卫，分前、后、中、左、右五营地驻防；又再调拨旗兵4500名，平均分驻海城、捷胜、甲子、平海四所，每所驻兵1125名。但到明嘉靖三十九年，时间相隔只有166年，捷胜所城驻兵便已少于此数，至后来又一度减至328名；另外，自明嘉靖四年（1525年）立惠来县之后，“地则已促，赋则愈重，民不堪命，户口虚耗，……其何能胜？”且“碣石、甲子、平海、捷胜官军月粮，皆仰给别县，……军士每每告饥。”又因碣石城内的卫署和前、后、左、右、中五个官署都废弃，致使各个所城彼此间不能首击尾应，烽连戟列，分扼要害；加上捷胜所城“庳隘堙夷”，虽说东南有碣石卫城，东侧有甲子所城，相互之间构成了一道军事防线，然官兵及民众亦有厝薪之忧；

     明嘉靖版《海丰县志·城池》论曰：“余尝登邑城四望，环山海间，土壤沃衍，民利其业，无祁寒暑雨之咨，无轮蹄供亿之费，无怪石恶水产骁悍乐死之夫。西北二隅，山谿岩险，无四邻窥伺之衅。独东南藩篱颇薄，又设碣石卫城于东南，甲子所城于东，烽连戟列，分扼要害；首击则尾应，声出响即随之，似为安矣。然民咨咨尝有厝薪之忧者，余因而思之，患莫大于山海寇。盖有崇山积阻，藏匿奸慝，时为祸根。若油坑、赤冈等处，分兵防缉，犹可言也。惟鲎门港遵海而南，遡于大德，番舶往来，亡命奸宄，乘此出入，肆其噬毒，忽来突去，莫能御之。且去邑仅八十里，捷胜、碣石直门庭之间，所恃者一带城池耳，又皆庳隘堙夷，使或意外有变，飚举狼突，可一夕蹴蹂其地，何哉所谓安也？虽然太上不必险，其次立险，守在人心，凛然无迹长城者，此不险而固者也，其次险焉已乎！”这段文字说明了捷胜、碣石等城又矮又狭，若有敌寇侵袭，便可一夕蹴蹂其地。而这亦是倭寇能从捷胜登陆直接进犯海丰的主要原因。时历四年，海丰的长沙、捷胜、大德、碣石、石桥等海港屡遭侵犯，虽有防御但未尽善。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平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松等奉旨率兵至海丰围剿倭寇，在捷胜剿灭倭寇、海匪数千人，史称“广东平倭之役”。至此，捷胜的倭寇基本隶清。后刘松镇守海丰。明万历元年癸酉夏四月，刘松重游捷胜，在城外石厝山黎明洞石壁上题刻诗联，表达了他当年平倭后的振奋心情。由于捷胜战乱频繁，又是海防重地，时有倭寇、海匪侵犯，故当地居民亦有兴武御寇、抗击番夷的风尚。

       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反清复明的战潮又起。顺治四年（公元1644年），以苏成、苏利为首的海丰人民抗清义军曾一度攻占捷胜所城，同年农历七月，苏成和举人林呈祥进逼海丰县城，未几被击退，苏成战死。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冬，捷胜所城守备汪古害怕郑成功、苏利的抗清义军攻城，乃采取捷胜举人翁光肃的建议，以渔船载巨石沉塞石狗湖口。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朝廷颁下“迁海令”，敕令鲁、淮、浙、闽、粤五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并尽烧民屋和船只，不准片板入海。清吏以暴力执行“迁海令”，凡越界者无论远近均立斩。其时沿海居民流离失所，为状至惨！捷胜所城居民亦迁走一空。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清廷开始放宽海禁，下令展界，界外百姓陆续回城，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捷胜所城居民才完全恢复农渔生产。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捷胜所城数十名老将和文武官员弃城逃走，城所随之废置。

      随着捷胜所城的建置，政治的开明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明代，军权统属中央，具体分两部：统军权归五官都督、军令权归兵部，两部相互牵制，这是明代在军事加强皇权专制的特点之一。明代卫所制度下，军队可以按军事需要从中使用，并与屯田政策相结合，巩固了军队的给养来源。当时，各个卫所依照明廷“七分留城，三分屯垦”的办法，拨旗兵并配以耕牛轮番垦荒。同时，明廷还实施赈贷、移民垦荒（垦荒为永业或免科）、减轻赋役、兵修水利等积极措施，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

      无疑，这种政策给了当地民众一种很大地鼓动力和积极性。因为除了军队的给养外，民众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物质财富，负担有所减轻。因而，蒙元时代社会经济的落后面貌得以改善，至明洪武末年，封建农业经济已进入隐固急激发展阶段。据《明史》载：“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食廪蓄积甚丰，至腐不可食。”于此可见，明初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货币流通的发展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干戈南定”后的捷胜所城的农业生产经济，亦得到空前的发展。迨至明成化、万历时期，捷胜所城的经济更是发展神速，人民生活极为富裕。进入清初，由于“迁海令”的执行及反清复明战潮的持久，曾一度使捷胜所城人烟断绝，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的摧残。直至雍正、乾隆以后，经济方才逐步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捷胜的渔业和盐业经济亦是相当发达。捷胜有一个沧桑的名字，叫做“罾城”。罾，便是渔网的总称。如前所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游群部落的越族先民便来到捷胜，用石斧、石凿造船，用剑麻、黄麻结网，以石箭、骨钓、铜钩和小木筏、小舢板为主要工具，从事渔猎活动。这在陆丰西山、捷胜沙坑等处的贝壳遗址中已得到佐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渔业已成为当时谋生的主要作业。从夏巢冬穴，潮间采集，鱼鳖蚶蚝，活剥生吞，到今天远洋捕捞，明虾膏蟹，海鲜火锅，古往今来，犹未间断。可以说，渔业养活了世世代代的捷胜人，是捷胜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

       捷胜与香港只有一港之隔（81海里），一般来说，风帆船在顺风时约十个小时即可到达。因在以前龟龄岛作为中外商贸的中转站，每天都有客轮与香港对开，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它与天然渔港石狗湖、沙角尾港及南门涌，同是商旅、渔船云集之所。此外，捷胜又是半岛，地楔南海，海产资源充足，各种鱼虾蟹类都大量集结于捷胜外海，形成远近闻名的捷胜渔汛，可谓商机无限。在唐宋元明时期，除了本地渔船，粤西、闽南和港澳台地区的渔船亦都集结于此，并以龟龄岛和石狗湖作为卸鱼、补给基地，是当时“海邑一大会区”，渔业经济相当活跃。

      迨至清康熙初年，清廷及当地官吏为防止郑成功余部与苏成、苏利的兵船侵袭捷胜所城，乃将石狗湖口堵塞。自此以后，捷胜所城便失去一良港，疍族渔民亦失去避风生产和栖身之所而被迫迁走，就是连汉族渔民及外来渔船亦都迁移集结于龟龄岛周边。海洋渔捞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加上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的滥捕滥杀，海洋中的鱼类资源严重缺乏，所谓“鱼虾不失信”，捷胜渔汛却真的“失信”了，致使捷胜的渔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捷胜的渔业中，鲍鱼的捕捞较为出名。因为捷胜是鲍鱼的主要产地，每年潜捞产量可达5—8吨。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东建设月刊》第六期刊载的《潮汕渔业水产品之调查》称：“鲜鲍乃海丰之特产。专以捕鲍为业者，约三四百人，其中捷胜籍占二三百人，其余则遮浪次之。每年自二月至十二月，倘无天气恶变，皆可随时出海，随带铁钩及竹筐等物，船离捷胜约三十里，水深三四寻至五六寻处，即可沉水捕取，每次沉水约五分钟，可捕七八枚，每人每日可捕获二三斤或四五斤，少时也可捕获斤余。海丰每年用鲜鲍制成鲍片，出售者约万余元，其产额最旺者，首推捷胜，每年约产六千元，次为菜屿，年产三千元，龟龄及遮浪，每年共约千余元……，鲍脯从汕尾港远销外埠，其销路最旺者，首推广州，次为香港，广州每斤一元三四毫至二元三四毫，香港由纸水伸算，价格亦略同。”由于鲍鱼肉味奇美，又因税饷亦重，故自古以来，鲍鱼的价格非常昂贵。虽说天然渔港石狗湖已经失去，捷胜渔业已不像先前那样旺盛，但由于鲍鱼捕捞业的发达，亦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捷胜的渔业经济。

       早在明清时期，捷胜就有“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的称誉。据史载，在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海丰县已有生产食盐。至唐代，海丰已有“石桥”（在碣石湾畔）、“古龙”（疑在东涌青龙头古灶村处）两个盐场。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坎白盐栅升格为盐场，朝廷派驻盐大使，驻在坎白城。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党政府在汕尾设置“海陆丰运销缉私局”，下辖坎白场、石桥场、海甲场、小靖场和淡水场，统辖地区延伸至整个东江南岸。1937年，汕尾又设置“海陆丰盐场公署”，统辖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盐政，下辖海丰的香洲、捷胜、东涌、青龙山、白沙湖和陆丰的淡水、金厢、甲子、碣石、湖东等分场。每年全场产盐约170万担，是广东省的主要产盐区。

       解放前，盐町都是私人投资置办，生产的盐属私人占有。自明清至民国末年，捷胜便有许多大户人家投资置办盐町，如当时的惠东平海、海丰东涌、陆丰淡水、捷胜东坑和湖东等处，均属捷胜城里有产阶级的私人财产。他们雇佣盐工生产食盐，自己则占有全部生产收入。有的则将自己买下的盐町，租给他人，保证盐町的正常生产，大部分盐工要向町主租晒或批晒，向町主交租。所产之盐，除当地及附近的县区外，主要经广州销往闽、湘、鄂、桂、赣等省。因此，当时捷胜的盐业经济发展迅速。

       自古以来，盐业的生产、流通都是由官方严格控制，甚至垄断。盐田本属工业性质，是一种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日食三餐，虽所需不多，但却亦不可无。因此，盐业生产是当时捷胜比较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那些封建大家族从中牟取暴利的一大渠道。但在解放后，盐町收归国有，所谓捷胜盐业，已在历史上完全消失了。

       捷胜建置城所后，便成为军政要地。内外多元素的经济和文化冲击，为捷胜的人文蔚起，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座，使捷胜成为一隅地灵人杰的热土，从而博得“文化城”的极高赞誉！

       环顾历史的乡镇级中，由朝廷直接给予建制，筑城设衙的极为稀少。捷胜由于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地缘要素，才有这种建置，才有悠久延续的人文积淀，才能在海陆丰二县（陆丰，在清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五日从海丰县析出，独立设县）博得“文化古城”的赞誉。究其原因，具体有三：

      一是城所建置之后，官兵们屯田戍守。他们多来自中原及东部各省，各自带来了当地的才识、技艺及习俗等文化，每期退役时，都有部份官兵留居捷胜，繁衍生息。数百年来，内外文化相互促进、交融，而积淀成较为深厚的且颇具包容性的文化底蕴。

       二是捷胜所城是周边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最突出的一点是改变了传统单一的小农生产结构，而百工诸业亦随之逐渐兴起。这些变化对捷胜人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亦促进了捷胜人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对文化的不断需求。可以说在解放以前，捷胜行行有状元，只有养公猪、吹唢呐因气力不够，才见笑于外人。

       三是重视倡学育才，地方教育事业繁荣，学子好学成风，科第人才辈出。清乾隆以后，捷胜文化已进入鼎盛时期，所谓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等科第人才及文艺奇才大量涌现，特别是由朝廷敕封的外翰第，在海丰县二个外翰第中，捷胜何厝便占其一，可谓在海陆丰地区竖起了一面文化大旗。因此，捷胜才得到人们的称誉，“文化古城”之称才能相沿不衰。

       那么，捷胜的文化发展脉络及概况又是如何呢？据考，终明一代，捷胜所城科举中式的人士寥寥无几，仅有举人林呈祥（一说是大安人氏）、林兴及庠生廖天佐等。迨至清乾隆以后，科第人才方不断涌现。笔者认为，捷胜文化的萌芽，缘由有四：

       其一，中原文明南移。秦汉晋宋几次大移民给捷胜地区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明，对当地民众产生极好的示范和教化作用，使当地民众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思想观念得到了淳化。

       其二，民众蛮不讲理，械斗恶习严重。据清同治版《海丰县志·险要》载：“夫东南隅金锡一都，地广人众，其间田墘、大德、扁涌、遮浪、东洲坑，港议纷歧，盗贼出没难测，海面巡哨，最为吃紧。故于汕美、捷胜，特设文武衙汛，因为防虞计，亦以航樯交集，商旅往来，稽察镇抚皆不可少者也。虽鱼盐之利甲于一邑，而大乡巨族，强悍者多，非无读书君子，思为转移风俗，终不免有潮属械斗恶习传染。”

       其三，捷胜所城自建置以来，经过历代官员的励精图治及当地人民的苦心经营，已形成了繁华的边陲城镇，各行各业人才层出不穷，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有道光年间进士及第的云南府尹周元端及同治年间福建补用巡检福清县典史县丞护理周钟钰父子、巨贾黄百万和子孙盈室的何梦瓒，他们都热心乡梓文化公益事业，被时人称为“贵”、“财”、“丁”三门第。

       其四，科举的刺激性带动了人们对文化的大量需求。相传，清代初期，田墘石牌村出了一位姓褚的秀才，海丰知县对其甚为器重，委托其对田、捷、遮地区予以监督，并委以权力嘱其处理地方民事纠纷。可谓身价百倍，位崇权大。当其时，捷胜城内的豪绅富贾，看到一个小小的东洲坑竟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而作为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捷胜所城，却未有此等人才，相比之下，真是羞愧无比！由此，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重要及科举的好处，因而便萌发了倡学育才的思想观念。

       其实，当时的学优而仕、满门显贵的传统观念，亦在无形地制约着他们不得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颁发的“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以官。”诏令来看，科举是当时人们入仕为官且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因而，许多豪绅富贾慷慨解囊，重修学校，并以家族的名誉用高薪聘请外地名师来捷胜执教，以期子弟科场及第，光耀门庭。

       据考，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国学初建之后，曾谕中书省臣：“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于是大建学校，延师育才。自此后，府、州、县学遍布全国各地。并“以经术造士，而设科取用之”。

       捷胜虽说是明代的边防重镇，然在置城设所的同时，亦配套有文教设施，即将观音堂改为所城的正规学馆“捷胜社学”。至于传说中明洪武年间是否有坣头村文祠（“内文祠”的前身）及城西外文祠，因史载不祥，故不敢采信。捷胜社学主要招收童生，属启蒙教学场所；同时又是生员集中培训的场所。生员在学期间平时所学为“举业”，即科举应试之文，不外乎《四书》义和《五经》义等，每季教官都要考校生员的举业优劣。可惜的是，在整个明朝阶段，捷胜的科第人才廖廖无几。社学虽立有教官，然“讲书会课，举皆虚名，略无实效，以致非常之才，未闻一士”。“学校虽设，名存实亡”。究其原因乃是人们偏向于生产经济及商贸营业的发展，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抛之一隅，不予重视；而捷胜的后生晚进，亦例多不学。

       至清康熙、雍正年间，人们才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文章可立身”、“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是读书人”（《神童诗》）的真正道理。后经众绅士商议，方于雍正十年（1732年），由贡生何梦瓒（何氏族人称其为“兆璜公”）募资并主持修建内外文祠；而各大姓亦在自家祠堂办起私塾，如何姓的“学海堂”、“进修书屋”、“碧梧山房”和蔡姓的“南阳私塾”及赖姓的“赖氏家塾”等；此外，城里各社区还在东西南各城楼设塾，可谓各类学馆遍布所城内外。当时，被聘请来捷胜执教的有清代乾隆年间海丰举人陈二南和惠州籍贡生祝治祥、祝家祥、祝庆祥三兄弟及罗连辉、余秋舨等，其中陈二南与祝治祥两人更是意志忠纯、学问淹通、洞达时务，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捷胜子弟脱颖而出，学行优敏、堪膺时务者，不计其数。可以说，他们是捷胜古城文化的播种者，为捷胜文化的奠定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明史?选举志序》）。虽说至清代学校已沦为科举的附庸，然二者之关系亦甚密切。明清科举主要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其中式者皆被朝廷视为贤才，厚以廪膳，“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然由朝廷授以官职者，除秀才外，则只有举人和进士。因之，清代的捷胜所城，在科举致仕的刺激之下，兴学之风大盛，人们崇学校为育才之地、视教化为当务之急，即使是农、工、商家庭子弟，“天资虽鲁，父师必严厉挞责，谆谆告戒，俾成可造之材。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于此，我们可以窥见学校在当时的重要性及其捷胜子弟的苦读精神。前人有诗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便说明当时偏僻乡村亦有人挑灯夜读，勤苦不息。许多人为父母之望、门户之计，纵空抛十年时光甚或一生的时光，亦在所不惜！虽有“闱屋磨人不自由”、“三场辛苦磨成鬼”及“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慨叹，然他们亦以所从事的“举业”而自豪、无悔！在这种读书重学的浓厚风气的影响下，“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咨；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这种风气可谓长盛不衰，并有力地推动了捷胜所城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

      撇开明代不说，单就清代而言，可考者就有举人周元端、何舜廷、何泽珍、何建敲（武职）、何育川（武职）、何子南（武职）、何其章（武职）、何建湖（武职）、何建明、刘志功、翁光肃等11人；贡生周钟钰、刘英、黄成勋、郑辉烈、赖太欣、林克儒、林克珍、林克模、林梦华、林翘云、林晦庵、许兆寅、虞赓起、曾树璜、何复初、陈勉洲、陈显周、陈蔼如、何武、何盈科、何炳□、何念戴、何位硕、何位泗、何建储、何胜长、何建发、何胜启、何子植、何绍休、何庭樾、何念祥、何念概、何彝泰、何松年、何应聪、何欣赏、何翰藻、何焕文、张熊光、何宰离、何葆泰、何葆谦、何沂齐、何锡珍、何席珍、何大珍、何垂龙、何建旋、何育骞、何建易等51人；庠生张润、林大蔚、林大彬、林德藩、林荫庭、林际时、林际达、林崇端、邝其心、邝绍选、黄顺芝、黄得魁、黄定邦、黄飘香、黄鹏远、刘元藜、刘世登、刘吉如、何显英（武职）、何德振（武职）、陈邦辅（武职）、何葆颐、何葆泰、何一新、何宰澜、何探魁、何奋鹰、何一桂、何育点、何应清、何应淇、何凤翥、何凤蔫、何子青、何育显、何奇达、何文兰、何映史、何兴诗、何建诗、张江槎、张德模、张淮、魏殿英、邝肇选、唐文益等46人，共计109人。另有不知名者，因限于史料，而无法列举。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捷胜所城在文学艺术及科技教育领域中出类拔粹的人才，更是不胜枚举。所谓人文之盛，虽不尽在科第，然由科第之盛，亦可见捷胜文教之风。

       诗词一道，随着科举文教的兴起而日渐成熟，它是捷胜文化中的姣姣者。捷胜诗词自明初起就在粤东出了名，唐音宋韵，兴唱不衰；昔贤新秀，延续不断。遗憾的是，明代时的大部分捷胜诗词，几经劫火，已无存于世；只自清代以来，才有部分流传。

      历来捷胜诗人结社甚众，其中最出名的则是清末至民国末年的“罾城诗社”。据说，这个诗社是由捷胜一群资深诗词高手发起组成，他们以“繁荣诗词，鞭达时弊”为宗旨，用诗词作武器，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在社会上引起了的强烈反响，对当时的文风民俗起了很大的导诲促进作用，一直延到民国末年才告消亡。捷胜诗坛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和与时俱进的诗风，明末清初廖天佐在黎明洞石壁题刻的五言缺字诗“待到圣明日，有截和毛诗。”便寄托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清光绪庚子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捷胜文人林填三奋笔写下《忧愤十二首》，揭露了朝廷的腐败；痛斥了列强的罪恶，拍案怒呼：“挑灯怒目诸条约，拍案长伤恨最多！”爱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诗作融入新语汇，格调清新，节奏明快，思想和艺术都突出了时代诗风的特色。清光绪年间，海陆惠等粤东沿海诸县，经常举办诗词赛会。

      1911年，海丰县长张友仁举行诗文会考，特请吕半教（海丰鹿境人）作评审，诗题为《光武中兴》，体裁为七言绝句。拟取三名。结果捷胜郭厝寮贡生陈勉洲夺魁，他的《光武中兴》“十二帝西十二东，天留半截待英雄。真人果是中兴主，莫怪冯侯不论功”一诗（此诗被陈少平载入《陆丰历代诗词选注》，说作者是宋庆元二年丙辰科进士郭安仁，实误），受到张友仁的好评，说他写得“通俗洒脱，内涵深厚，颇有新意。”在这次赛会中，捷胜人贡生许兆寅，又以“解纽王纲十八秋，江山主治已非刘。骑牛逐得中原鹿，洛水东连汉水流”（据何香荷考证，此诗末句原为“汉水东连洛水流”，海丰鹿境吕半教评此诗时，谓末句稍直，宜曲，遂将“汉水”与“洛水”对调）一诗，夺得第二名。一时间，海陆丰内外交口称赞，名声大噪。

       此外，清末民初捷胜的唱酬之风，亦“备极坛坫之盛”。捷城的许多举人、秀才常与邻近各县镇的进士、举人、秀才互相唱酬，读诗论文，各展风雅。因其时捷胜和品清每隔一年均有举行诗词唱酬盛会，故外地的文人学士都于每年特定之时间赴诗会，除论文赛对、摘议时弊之外，还以诗词形式，抒发对国计民生及个人遭遇、理想的感慨。这期间，汕尾籍进士翁天祜（捷胜人称为“翁仔”）及其父（人称“老翁”）亦常赴诗会，为捷城文事增光不少。另如贡生陈蔼如，陈显周，刘英，林晦庵，曾树璜、庠生林大蔚、林大彬、邝其心、何奇达、刘吉如及民国时期文人周维邦、黄澄波、陈宝琬、何镜湖、林襄侯、刘克明、许香涛、比丘根慧等人，在诗词赛会盛行之时，亦写了大量的且不乏传世的精妙之作。他们或豪放悲歌，指摘时弊、或鞭达慨叹，提倡忠孝、或唱和悼亡，抒写性灵。大都情真意切，发人深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捷胜诗词亦是吟唱着时代的强音，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抗日寇、反封建、争民主，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如陈宝琬《欢送抗日远征军》“夫婿从征振义师，灯前惜别订心期。久闻岛国樱花艳，莫趁归装折一枝”诗，便表现了诗中的女子希望参加抗日远征军的丈夫早日胜利归来的迫切心情。

       清代末年，捷胜书画坛上出现了两大家，即是许兆寅和林大蔚，两人均为惠潮梅三州的一代宗师，有“许家梅、林厝竹”之称。许兆寅擅画墨梅，所画梅花高旷古拙，风格独特，意境清奇。林大蔚擅画竹，用墨丰润剔透，笔触瘦削刚劲，风格清标脱俗；书法则以篆隶行楷为主，尤以大楷为上。另如清光绪年间何光修的工笔人物画，亦是独树一帜。他们的异军突起，给清末沉闷的书画坛带来新的气息和希望。进入民国时期，捷胜又出现了我国第一代最具战斗力的木刻版画家何白涛，他用刻刀向黑暗势力挑战，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在明代，海丰地区有“白字、正字、西秦”三个剧种，捷胜是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据明嘉靖《碣石卫志·民俗》（卷五）载：“洪武年间，卫所戍兵军曹万有余人，均籍皖赣，既不懂我家乡话，当亦不谙我乡音；吾邑虽有白字之乡戏，亦未能引其聚观。卫所戍兵散荡饮酒聚赌博弈，时有肇斗欧打之祸；军曹总官有见及此，乃先后数抵弋阳、泉州、温州等地，聘来正音戏班，至此每演之际，戍兵蜂拥蚁集。闻正音戏初来时，邑人观者仅士子文人，近则凡平民之辈亦乐观焉。世宗以来，邑人有白字戏童伶年稍长者，复到正音戏班学戏，其数逐年增多，可凑集为本邑正音戏班矣。”可见，正字戏于明朝初年（1380年）已在捷胜播下了戏种。捷胜每年演戏达200多台，是海陆丰闻名的“大棚脚”之一。

       看戏已成为捷胜人的一种时尚，历数百年而不衰。现捷胜城内七曲巷尾戏馆遗址，犹在娓娓诉说着梨园的动人旧事，诉说着这里每年盛演200多场大戏的盛况。不单“梨园最好唱西秦”，连正字戏、白字戏、潮剧、粤剧等剧种，亦曾在这里频展风采。民国三年（1914年），西秦“华天乐”戏班（班主是捷胜人梁世居）招收“合同脚”30多人，在捷胜城外油车间培训，由老生罗益才执教，造就了老生曾月初、文生罗宗满、武生林泳和黄杰、红面陈夸、丑角何念砂和刘宣、花旦黄发、正旦荣华、老旦曾炮等一批名角，建国后皆成为有贡献的传班带老艺人。西秦剧班是海丰最早科班之一，后成为海丰西秦剧团发展的底班。此外，还有10多班曲班及6班狮舞。在梨园春风的吹拂下，捷胜还出现了张细抱、林友平、刘妈倩、赖佛良、刘采等一批名伶。

       丰富的内涵是文化，厚实的背景是历史。捷胜，无处不流沿着文化意象多层次的灵秀之气，着实是“岭表钟灵此地收”，是名副其实的粤东历史文化古城。

河柳子

          （三）农运解放时期


        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为了谋求南北统一，他把大总统的职位让于袁世凯。袁世凯复辟帝制，并下令解散国民党，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同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于北京，黎元洪继位。

      翌年，军阀段祺瑞逼黎元洪辞职。北方便出现了军阀割据兼并的局面，而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虽然仍居统治地位，但滇、桂、闽等派系势力和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亦相当紧张，民主革命阻力重重，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北京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大爆发，革命洪流在全国各地奔腾凶涌。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我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率先在广东海丰搞起农民运动。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当选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会员达2万多户，其管辖的人口有10万之多。海丰农运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当时，捷胜在彭湃的亲密战友李劳工的倡导下，亦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

        1923年初，在海丰蚕桑学校学习的李劳工、林务农等前往晋见彭湃，被吸收为农会会员，后来还成为农会的骨干。他们回捷胜后，便吸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和农民，组织“励学农”，通过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认识，并让其分头到各村组织农会。1924年，李劳工和林务农随彭湃赴广州，李劳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广东党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林务农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梁秉刚、梁良萼、何照全、何丹成、何醒农等亦先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分别在农讲所和农民训练所学习，成为党团组织的骨干。1925年3月，李劳工受党委派，在海城林氏祖祠成立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总队，他担任总队长。同年9月，为国民党所捕，在田墘镇就义，年仅24岁。此时，国民党东征军已入海丰，并烧了陈炯明的将军府。陈炯明仓皇逃走。1925年夏，中共党员杨江、叶娘庇、林跃俞、陈庆广、蔡举德、莫捷光、李生等，根据中共海丰特委指示，在东坑村成立第七区支部。同时，还在各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和农民参党参团。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摧毁了陈炯明最后一个堡垒。其时，驻在海丰的有陈炯明部旅长谢文炳二个团。在农军带领下，何应钦率部队包抄至赤岸渡口，打败了谢文炳。至此，海陆丰农民运动进入全盛时期。


        1926年秋，林务农、何醒农、何丹成等到各村组织赤卫队员9000多人，配合工农红军围攻捷胜城，但有好几次都攻不下来。1927年4月30日，为了打击国民党，中共海陆丰地委领导农军及革命工农群众夺取海丰县政权。慑于工农群众的革命威力，陆丰县长李道藩参加起义，海陆丰人民政权遂告建立。6月，国民党刘炳粹部攻占河田、陆丰、海丰，海陆丰第一次农民起义失败。8月，捷胜农会带领农民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各村农会还代行村政权处理各项事务，又组织妇女宣传队，下乡宣传；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反对男尊女卑、婚姻包办；禁止童养媳，提倡婚姻自由，一夫一事制；发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解除裹足等。9月，海陆丰发生第二次农民起义，不久亦告失败，史称“九日政权”。

       与此同时，刘琴西带领革命军及捷胜农军向捷胜城西门发起总攻。据说，在攻城之初，他欲和平解放捷胜城，曾使陈公露到城里与各大姓的绅士谈判，可惜谈判失败。其时，城里众绅士已请求何舜廷出任守城总指挥。何舜廷，捷胜何氏宗族称为“举人爷”，西门街人，清光绪乙酉科（又疑为己酉科）海丰县最后一个风流举人，以《盐铁论》一文夺得文魁。按清旧制，三年未出科举者，县之建制应予废除，后因何舜廷中举而免遭厄运。

       据说，攻城之前，何舜廷欲偷渡去香港，但他赶到汕尾渡口时，最后一班渡船已开往香港，无奈只得返回捷胜所城。为了维持城里的秩序及有产阶级的利益，在众绅士的请求下，便毅然从命。时因陈公露谈判未遂，刘琴西便下令正式攻城，并由何茂光协助监督。工农革命军一边攻打城门，一边架云梯攻打城顶，由于城里几百个盐勇及各大姓家族作困兽之斗，奋勇反击，使他们一时间难以攻占城池。攻坚战持续了近一个月，工农革命军伤亡惨重，双方进入冷战阶段。10月，叶贺起义军攻入潮汕，建立红色政权，但八日后即退出。其余部即由董朗率领，约六、七百人撤至海陆丰，改编为红二师，并与林道文率领的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会合，在中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期间，刘琴西亦曾试着派人攻打其它城门，但还是无济于事。在白天，何舜廷让大部分的盐勇及聘请来的壮丁在城顶睡觉，只留少部分人巡逻；黑夜则全城布哨严密，通宵防守。同时，因弹药已无，下令拆毁城脚周边的房屋，用砖石作武器。虽然刘琴西军队枪支齐全，弹药充足，但在砖石反击下，亦是寸步难进，无奈只有改为智取。当时，守城的人在白天都较为清闲，以致部分人还以守城为乐。所谓“城甭破，贼甭散，拆杉楹，烧杉炭，工薪每日钱三半”的歌谣，便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双方的冷战情况。

       后来，刘琴西将攻城的情况告知彭湃，请兵支援。彭湃向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请示。李立三极力主张要把城池攻下，入城之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于是，在省委发出的“尽死力发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的第十四号指令下，遂计划增兵捷胜。11月1日，入侵黄羌的陈学顺被红二师和农会军打败后，率部逃往惠阳，地方保安队则逃入捷胜所城；而盘踞汕尾的庄吉云、蔡受鹤等民团100多人亦渡海逃往捷胜，这使捷胜的守城兵力倍增。为彻底歼灭民团，解放捷胜所城，在东江特委领导下，海陆丰农民又爆发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林道文的率领下，东南联合大队取得附近区乡农民的配合，展开了围城之战。后又增派梅陇、公平农军100多人，共有2000多人三面围攻捷胜所城。但由于武器装备低劣，在攻城的10多天里，面对坚固的捷胜城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这次起义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主要是依靠本地农军武装起义，而这次则是以南昌起义的红二师为主力。在攻克了田墘、遮浪之后，即于11月18日，红二师第四团一个营由董朗率领转攻捷胜。

      捷胜农军与刘琴西带来的客家军及林道文的东南联合大队再次配合攻城。四团的一个营主攻北门；公平、梅陇与捷胜附城农军主攻西门；东南各区农军则主攻东门，一时间大军压境，一齐进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此之前，何舜廷已修书托梁伯佐潜秘密水沟出城送呈归善平海所首领蔡腾辉，请其带民团前来增援，然援军至11月19日（即农历十月廿六<一说是11月20日>）犹未到达。其时，双方战斗犹在持续，而战况更是惨烈！后经多方打探，工农革命军掌握了城防布哨情况，遂于当天上午8时许，发起总攻。因北门猪屎窟地势险要，高峭难攀，布哨不甚严密；再加上守城的人到了末期阶段，亦因疲惫而有所疏忽，所以，工农革命军抬着长梯在火力的掩护下，快速冲至城墙边，竖起长梯，后面的冲锋队随即跃登城上，消灭了城墙垛里的守兵，打开城门，蓄势待发的工农革命军蜂拥而入，奋勇杀敌。他们在“杀尽反动派”这个口号的影响下，有所失控，致使一批不该镇压的贫苦民众亦遭杀害。二个多小时的激战过去了，捷胜所城终于解放。在混战中，有一部分人从南门向海边觅船逃走，何舜廷则为其所虏并被斩首示众。当天晚上，下起大雨，农会军没有出来搜捕，许多无辜者才得以秘密从地下水道向东出逃。是役，工农革命军毙敌300多名，俘虏数百名，缴枪100多支及一批子弹。破城之后，工农革命军毁租簿80余册，契约4000余张，并建立中共第七区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还号召四乡六里的群体大举拆城，只几天时间，整座城池便有大部分遭其毁坏。

       在此同时（11月18日——11月21日）彭湃在海丰召开海丰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府，并举行攻破捷胜城的祝捷大会。1928年2月，国民党陈炯明部军官陈济棠率部3000多人围攻海陆丰，因双方力量悬殊，县城失陷，部分农村遭洗劫，中共党员及农会成员损失惨重，不得不转入隐蔽坚持斗争，退出捷胜。一部分往香港、南洋等地转移；一部分随军转战到鮜门大南山；另一部分转向陆丰、碣石；其余的则隐藏在山洞中待机而动。8月，外省籍红军战士奉命撤离海陆丰根据地。至此，海陆丰第三次农民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又告失败，捷胜所城重回国民党陈炯明部辖下。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海陆丰党组织指派何世汉回捷胜与蔡烈等一起，恢复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党员，发展新党员，于同年11月成立中共海陆丰第四区委员会，组织青年抗敌同志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团结进步力量，依靠广大群众，领导沦陷区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通过演话剧、街头剧、壁画、唱抗日歌曲、办儿童干训班、夜校等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地下党还拉拢土匪，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45年5月，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东纵六支队挺进海陆丰，广泛出击日本侵略者，建立敌后根据地，并着手建立民主政权。第四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捷胜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和平建设的方针。1946年初，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广东政府派154师、186师进驻海陆丰，配合当地武装，对中共抗日武装、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进行围剿扫荡。6月，东纵北撤山东。中共海丰县委根据上级决定，改为特派员制，依靠北撤时留下的少数武装来掩护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而党组织转入地下掩蔽活动，实行单线联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稳打稳扎地斗争。

      194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党委在香港召开干部会议，作出了恢复武装斗争的重要决定。1947年1月，海陆丰人民自卫队成立，接着成立中共海陆丰县委。从此，海陆丰军民又投入轰轰烈烈地解放战争。其斗争特点，主要是趁国民党兵力大部北调投入内战战场，后方空虚的时机，采取分散、独立作战，以武装工作队（短枪队）的形式，发动群众，袭击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及乡镇。捷胜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心县委指示，召集隐蔽的抗日人员和青年参军，发动、组织群众反“三征”，实行减租减息运动，组织武工队、民运队、民兵后备队，积极配合人民自卫队主力。

      1948年2月，田墘捷胜联防队成立，并与游击队里应外合，袭击敌伪和海匪，有效地支持、掩护了人民自卫队和地下党的活动。3月，“天雷”与“海鹰”两支短枪队在捷胜附近会合，准备敲掉捷胜伪警察所。经侦察和商议后，把队伍化装成趁圩赶集的农民、商贩和酒徒，混入城后即分散在伪警察所门口的街道附近。另外一部分战士则分布在后山北门一带游动，以策应情况的变化。一切部署停当，战士们按计划在指定地点等候命令。当天下午3时左右，天雷队长江国新看准时机，突然用右手往腰间一拍（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随着响起两声枪声，警察所门口的两个卫兵应声倒地。“天雷”和“海鹰”的战士像潮水般涌入警察所，迅速俘虏了所里10多名所丁，缴获了10多支步枪和一批物资，顺利结束了战斗。

      10月22日，驻捷胜王钊联防队官兵于夜间起义，发表了《起义告敌官兵书》和《告海陆丰同胞书》。事后又在香港《华商报》报导，影响很大。国民党海丰县政府为配合宋子文对广东的第二次“清剿”，不久，即调派其得力干将马德新联防队来接营，制造白色恐怖。在这期间，地下党组织采取秘密活动，夜里写贴标语和政府布告、散发传单、了解敌情、输送情报、创办刊物、培养进步青年参队、发动完小高年部学生反对学校当局制止学生学习民主歌曲，以及发动农民进行“二五”减租等。

       动荡的时局已随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告终，安定团结的日子在凯歌声中到来。1949年7月1日，捷胜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和青年团支部。8月，边纵主力解放陆丰县城，反动武装钟铁肩率余部逃窜至汕尾沿海，只有保安团七总队残部和海匪吴炯烙（吴奇）残部共600多人，盘据在碣石负隅顽抗。10月15日，海丰解放。10月18日，汕尾和平解放。

       11月23日半夜，东一支新三营和六团欲攻打玄武山，但保安团与吴炯烙部队已撤到浅澳、乌土半岛，待追至浅澳、乌土时，吴炯烙又已带了一帮亲信乘电船从海上逃至龟龄岛，其他400多人则被虏，当中还有混在海匪中的国民党军官何汝煌、黄文陶、罗志勤、李大海等人。12月初，汕尾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五团配合东一支清剿龟龄岛海匪，动员帆船一百多条、机轮五艘，在上午8时许，发起总攻。当时，起义的游缉大队长栢新宇率军主攻龟龄岛正面；五团营长朱连房则率部乘机船从汕尾海面抄袭该岛背后。在炮火猛烈轰击的掩护下，红军战士攻上海岛，匪徒不支，举手投降。海匪司令吴炯烙被捕。至此，海陆丰全境解放，捷胜人民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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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遗址探踪

       捷胜镇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早在五千年多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便有先民在捷胜沿海的沙坑、牛肚、东坑和沙角尾等地渔耕狩猎、繁衍生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址。特别是“沙坑文化”，已成为国际考古学家所熟知的考古文化名词，可以说，“沙坑文化遗址”是汕尾（旧属海丰县一镇）众多古文化遗址中的前沿陈地。

       统观整个汕尾地区，在解放前后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共有20多处，因山移水改、农田开发及政府部门未加保护之缘故，致使不少古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现就历代以来中外考古人士对汕尾市沿海地区古文化遗址所进行的挖掘、采集工作的次数、文物去向问题及其他情况，逐一赘述如下：

       一、1933年，捷胜天主教堂殷神甫在捷胜教友的协助下，在捷胜沿海的沙坑、牛肚、东坑及沙角尾等文化遗址进行长达四年的挖掘、采集，共获取石器、陶器及陶片10余箱，随后与汕尾基督教福音医院院长英籍医生裴义礼合作，将文物偷运到香港。

       二、1934年，自香港来到汕尾郊区十八乡传教的英籍神甫、考古学家但尼尔&#8226;芬戴礼（DonieIJ&#8226;Fim），首次发现汕尾埔上墩遗址的出土文物与香港南丫岛出土的文物相类似。在历时三个月的考古活动中，芬神甫共拾获和收购了大量的磨光石器及陶器、陶片，并将其带到香港，随后又在香港陆续发表了有关这次重要考古发现的13篇论文，从而推翻了“南中国没有新石器文化”的历史定论。

       时任汕尾天主教堂总管的意大利神甫麦兆汉[一作“麦兆良”（R&#8226;Maglioni）]，起初亦曾协助芬神甫在汕尾一带进行考古工作。1936年，芬神甫在香港去世后，麦神甫连续十年致力于汕尾史前文化的考古研究，其足迹遍及汕尾沿海的石脚桶、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祯祥、牛肚、沙坑、东坑、三角尾、宝楼山、桥仔头、狮仔山、石鼓、南町、菝仔围、施公寮、湖东、过港山、竹岭脚、建茶、埔尾、寮口、径尾、新径等20余处史前遗址。因他从1926年起便来汕尾传教，能操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是个“汕尾通”，跟乡下人接洽方便，故此，他收集的文物极其丰富，共有1万余件，全部存放于汕尾天主教堂的神甫房，其中包括捷胜沙坑北遗址出土的彩绘圈足盘和敞口罐、东坑南遗址出土的流带把壶、沙角尾遗址出土的矮圈足陶罐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片等。

       1946年，麦神甫将其中6000余件文物及其考古手记、笔记等资料带往香港，余者4000件则存放于汕尾天主教堂。后来，他根据汕尾史前文物资料及考古笔记，撰写了多篇论文。最初的研究论文《海丰考古收获》，曾于1938年初在香港《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论证了汕尾史前原始居民主要是经柬埔寨、香港来的西方种族，与“仰韶文化”同源的观点。同年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家会议”上，又发表题为《南中国考古收获的几个要点》的重要论文。1952年，他又在《远东学报》上发表了《南中国考古》的重要论文，提出汕尾新石器时代的“沙坑文化”、“沙角尾文化”、“菝仔围文化”、石铜混用时代的“径尾文化”及青铜时代的“宝楼文化”等考古文化名称，并以此将汕尾史前时期划分为：新石器时代以沙坑、沙角尾、菝仔围等典型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时期；石铜混用时代以径尾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时期；青铜时代则以宝楼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时期。此外，他还把菝仔围文化类型中的捷胜沙坑南和东坑南遗址出土的有机物，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碳十四的年代估定测验。1953年，在他去世六个月后，其化验报告才送达。麦兆汉考古研究工作的不足之处，便是从汕尾史前文化研究中，得出“中国文化西来论”的错误观点。

       三、1942年2月16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杨成志博士（海丰籍）为抢救汕尾史前文物，防止洋神甫再次将文物偷运到国外，亦特地与其姓程的秘书来到汕尾埔上墩考察，3月又赴捷胜沿海的牛肚、沙坑、东坑、沙角尾等遗址进行考古研究。当时，他们住在捷胜城内第五街何氏宗祠的大厅。在何少全、何汉邦、蔡时夏等人的陪同下，只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挖掘、采集到大量的石器、陶片，加上杨成志在汕尾埔上墩、祯祥、梧桐乡和石脚桶等遗址所采集的文物，共计有一千多件。后来，这些文物被运回坪石原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作南方考古教材标本，培育了一批考古人材。其考古资料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报》发表，1943年，又在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期刊《广东人民与文化》上发表。1945年1月，日寇南侵，韶关坪石沦陷，这千余件文物以及麦兆汉原存放于汕尾天主教堂、后被杨成志运到坪石中山大学的4000多件文物，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下落犹未为人知晓。

       四、建国前，民族学家顾铁符先生亦曾到过捷胜、遮浪考古，获得少量的石器、陶器及陶片，并发表了《海丰先民遗址探捡记》。

       五、1983年——1984年，海丰县文物普查队重新对各个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在捷胜采集到一批典型的文化遗物，进行了必要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和实物资料。现其文物存放于海丰县博物馆。

       六、2003年7月，广东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率众到捷胜考察，对沙坑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石器、陶器作了鉴定，认为捷胜的历史可以上溯至5000多年前。

       由于中外考古人士对汕尾沿海各个古遗址进行了无数次的挖掘、采集，特别是捷胜沙坑村的几个文化遗址的文物，更是遭到空前的洗劫，致使大量的历史文物流失无存。

       现本章拟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唐宋元时期遗址”及“明清时期遗址”三部分，进行简要地介绍。另如捞投屿古城寨、黄百万大厝、刘邦池大厝、刘英旧居、何氏“学海堂”、进修书屋、碧梧山房、遵经书室、南阳私塾、赖氏家塾、蔡氏祖祠、林氏祖祠、烈女亭、拂云亭、戏馆、文昌阁、隆咚圩（雷公田）、滴水岩、蟾蜍井、七曲巷、旗杆夹、叮咚鼓及何白涛故居、李劳工故居、北门街红楼、海基导组旧址等文物旧址及其他碑刻图记，则留待《捷胜文物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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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石器时代遗址  
               沙坑北遗址
                                                              
       沙坑北遗址位于捷胜镇西南2.5公里处，遗址东南面约一公里是沙坑村，因为村前有一坑沟，底质为沙，故取名“沙坑”。它靠山面海，西北部为丘陵，东南部为海岸平原，聚落沿公路西北、东南方向呈块状分布。南距龟龄岛海域约二公里，逶迤的丘陵地带成为该遗址北面的天然屏障；东面有山溪经村前排洪沟向南流出龟龄岛海域。历年来因造林砍林的缘故，该遗址已受到严重破坏。出土文物有磨光石器和夹砂粗陶片。
       石器，只有双凸面磨光石斧，并没有发现石制饰物和其他器类。

       陶器，多为夹砂粗陶器，有夹砂陶罐、陶釜残件等。器形呈敞口、斜肩、鼓腹；器表加浅褐色陶衣，饰绳纹、刻划纹、篦点纹等。烧制火候低。此外，还有制作精良的泥质软陶陶器，这类陶器有敞口罐、圈足盘等。

       这类遗址还包括东坑遗址（《粤东考古发现》一书称SON）。

       沙坑北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五千年至六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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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坑南遗址

       沙坑南遗址（《粤东考古发现》一书称SOS）位于沙坑北遗址南侧，东北面一公里是沙坑村，南距龟龄岛海域约一公里，东面有淡水山坑向南流出大海。出土文物的特征：

       石器：石锛的横截面呈梯形，有一种成弧凹形刮削器。还有石箭镞、石矛、石戈等石器磨制特别精良，数量和器类都较多，是一处重要的制石箭工场。

       陶器：主要是一种饰绳纹的夹砂粗陶器。还有一种饰方格纹的泥质软陶陶器，口沿用轮制，腹部用手制而器身颇薄。这种方格纹陶器与菝仔围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泥质软陶陶器相类似。

       据研究，沙坑南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贝壳碳十四化验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1050年（差距100年），即距今三千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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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坑南遗址

      东坑位于捷胜镇西南5公里处，相传村民乃由福建迁来，因村前有一山坑沟自西向东延伸至大海，故取名“东坑”。地形三面环山，中间为谷地，南临大海，聚落沿公路东北、西南方向呈块状分布。该遗址（《粤东考古发现》一书称为TAS）位于东坑村南侧，东临东坑湖，西二公里是东坑盐町，南距东坑海一公里，北距东坑村二公里，东北面有山塘围沟淡水山坑，流经遗址东面出海。遗址面积约五十多亩。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

       石器：主要是一种数量较多的、呈弧凹形的刮削器。有一种横截面成梯形的石锛。还有石箭镞、石矛、石戈等。

       陶器：夹砂陶器有黑陶和红陶二种，主要器类是敞口罐。还有一种矮圈足夹砂陶碗，器表饰绳纹。泥质陶有浅红色和灰色二种，主要是一种有流带的把壶，有一种直口陶罐和烧制火候较高的陶砵，器表均饰方格纹或双线方格纹。有的方格纹陶已烧制成近瓷的硬陶，具备了较高水平的制陶枝术。

      海丰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东坑南遗址还出土有一种带深粽色厚釉的泥质陶片，由此说明，用釉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

       以上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表明，东坑南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该遗址木碳样本的碳十四化验，年代测定于公元前1175年（差距400年），即距今三千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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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角尾遗址

       沙角尾（《粤东考古发现》一书写作“三角尾”<SAK>）在捷胜镇东南2公里处，因地处南海沙滩湾角尾处，而取名“沙角尾”。东北部为丘陵，西北部为海岸平原，南临海。聚落呈海滩西北、东南方向呈块状分布。该遗址位于沙角尾村东南500米处的临海山坡上，山坡多为红粘土，草木不长，水土流失较严重。其出土文物有：
石器，主要是多型号的磨光长身石斧、石锛及少量的有肩石锛，还有呈叶形的磨光石箭镞

       陶器：主要是一种矮圈足陶罐，饰曲折纹，腹部饰一周附加堆纹。有的罐口沿带流。器表饰绳纹、斜方格纹、叶脉纹、曲折纹等纹饰。

       沙角尾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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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南遗址

       牛肚村位于捷胜镇南2公里处，因地处牛地腹部而取名“牛肚”。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为丘陵地带，东南为海岸平原。东北毗邻大淋村，西南与沙坑村接壤。聚落沿公路西北、东南方向呈块状分布。该遗址位于牛肚村南侧临海的斜坡上，东邻云海寺，西近裕霖油库，西南有大石牯古村落、沙坑南和茅埔墟镇等遗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披露地面的器物有瓦当、陶碗、陶罐及盘等残片。这一遗址与东坑南、沙坑南遗址属同一时期。其出土文物的特征为：

       石器：主要是一种横截面成梯形的石锛、石斧，制作精良，但数量较少。

       陶器：主要是夹砂粗陶，分白陶和红陶二种。陶碗有刻划纹、方格纹等纹饰，其中还有一种已被烧制成近瓷的硬度浅青色陶碗，但器表未饰纹样。

       据考古研究，这一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有三千年左右。

普陀寺

河柳子 发表于 2019-6-14 14:59
牛肚南遗址

       牛肚村位于捷胜镇南2公里处，因地处牛地腹部而取名“牛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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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唐宋元时期遗址                                                       

               大石牯古村落遗址


       遗址位于捷胜镇沙坑村南面一公里处，东面约一公里处是牛肚村，两村群众称该遗址地名为“大石牯”，其正南500米处为龟龄岛海域，向北附近为“七老将”墓葬。遗址面积4000多平方米。中间凿有一条南北向水利渠道，现受破坏。渠道两边断面，可见到晚唐时代的陶瓷碗片和成叠的瓦片，如瓦当、碗、簋、盘、碟、盘口壶、陶罐、陶釜残片等标本到处都有。

       由于遗址遍植树木，乱草丛生，而且遗址已为红沙土所覆盖，故其面目已难窥见。只能从渠道底层见其少许痕迹。因常年雨水的冲洗，现渠道中间底层南边露有石层，呈倾斜状，且有灰沙夯筑的梯级，向北有一处用灰沙夯筑的土层，其上侧还有一呈三角状的用灰沙夯筑的土墙，因渠道断层沙土的流动，才露出地面。从上述情况来看，渠道底层疑为古村落的地层。据此可见，古村落已深埋于3米多厚的红沙土之中。

     这一遗址遗存的器类特征：瓦当呈灰白色，圆形面径9厘米，厚2厘米，面部印制放射线图案纹。陶瓷器主要是浅绿半釉碗和浅青半釉碗，圈足小，口沿直径大，碗壁较薄；陶罐，高30厘米，口径16厘米，肩制作四耳，壁厚，平底，底径20厘米，腹微鼓，器表施浅绿半釉，经广东省文物研究所鉴别，属唐代陶罐；陶釜，高  厘米，口径  厘米，壁厚，平底，底径  厘米，腹鼓，施   釉，属晚唐的器物特征。据考古研究，该遗址属唐宋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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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埔墟镇遗址


       遗址位于捷胜镇沙坑村偏西南一公里处，南面400多米处为沙坑南古文化遗址，北面紧靠茅埔山丘，面积约有十多亩。历代以来，当地群众称此地为“园埔圩”。

       《海丰县文物志》则称为“茅埔墟镇”。其南侧原有一条“古车路”，现已不存。这条“古车路”原从牛肚村西南方的“通弄”开始，经“七老将”祠前面，再从大石牯古村落西北侧（今为车路田），直跨至“园埔古圩”。在1961——1965年期间，当地群众在掏铁沙（俗称“做铁沙”）时，曾挖到大量的鼎、砵、碗、等陶器，后来在一次大型的挖沙中，发现了一处“古灰窑”遗址，出土壳灰100多担，半已烧焦的松柏犹存。向北还有晚唐时代的碗窑遗址（发现烧碗陶座），披露地面的主要器物有碗、簋、盘、陶瓯、陶罐、瓷碟和瓦筒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器物在该遗址表层到处可见。现因植树造林，荒草纷披，这些器物已难寻觅。

       这一遗址遗存的器物，主要有浅黄色半釉碗、浅绿色刻花半釉碗、半釉陶瓯。器物的特征，均为圈足较小，口沿直径大，施半釉。据考古研究，茅埔墟镇属唐宋元时期遗址。1927年底，红二师和农会军攻破捷胜所城后焚烧整改时，曾发现蔡黄二姓有茅埔墟镇的厝地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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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明清时期遗址

                          隍庙戏台遗址


       隍庙戏台遗址位于捷胜所城东北角后山头，在城隍庙之前，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台向40度，台墩高1米，面阔三间，明间宽4.4米,两翼次间各1.9米,进深4.1米,风火式山墙,梁架是穿斗式结构，为明代土木建筑特点。

       关于建筑年代，出于传说或见于书籍的说法有三：一说是与海丰县城城隍庙戏台同建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一说是比海丰县城城隍庙戏台后建十年，即明永乐三年（1405年）；另一说则是建于明万历年间（约1584年）。

       然据清雍正年间捷胜籍洪辉腾所作《洪氏族谱》序文载：“捷胜城所府署官衙暨城隍庙戏台等地，前乃我洪氏产业。洪武十年（1377年），我祖讳瑛公将原卜择定为我洪氏建祠地之北园三十余亩献于官，辟为今所内文武官署。洪武十有三年（1380年），城所官署告竣，城所内外社约众信议建城隍庙加筑庙前戏台，众绅耆商于瑛公，公复将业地赠送之。越年庙台落成，隍爷进庙演戏庆祝，总理灯首特备福席亲送洪氏香火堂。每届城隍圣诞，送福席惠饷我子孙，为前明惯例。庙内有石碑镌述瑛公乐善好施。迨康熙移民迁界，城所社里人烟已绝，隍庙倒塌，石碑不存，复界至今数十年，人户渐复，城隍圣诞亦渐复，然每年灯首送福席之事，瑛公捐献城所地复赠城隍庙戏台等地之举而成口传。兹值续修牒谱之际，加叙此序，以彰我瑛公德泽，毓我子孙之尔。旹雍正十一年冬至裔孙洪辉腾撰。”序文所言可信性强，因洪辉腾乃捷胜洪氏裔孙，对其祖瑛公捐献城所地复赠地之举，当熟知之。若此，捷胜古戏台应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越年”（十四年）落成，比海丰县城城隍庙戏台要早建十五年。那么，以上三种说法，便不太可靠！而从《洪氏族谱》序文看，亦证明了捷胜所城在明朝初年便有戏曲活动。

       相传农历八月十五日城隍爷诞，从十四日起至下（九）月演戏三、四十台（全城每年演戏达两百多台），其演出的节目有封神榜、汉传、三国传、隋唐传、岳飞传、杨家将传、水浒传等大传戏及明清各个方面的历史故事剧，还有牡丹亭、西厢记等小传戏，真是“聚五千年历史，演廿四史篇章”、“往来将相客，出入帝王家”（戏台联），这说明了明清、民国时期的捷胜所城，文化很是发达，群众大都善于看戏、评戏，是海陆丰闻名的“大棚脚”。据载，戏班艺人升“月价”时，便要经过“四山”的品评，俗有“头玄山，二盘拦（今属惠东），三凤山，四后山”之说，而捷胜后山则是最高水平的一关。因此，戏班进入捷胜第一天，班主（或“大笔”——剧务）须把行当演员名单及各人“月价”（月薪）递交庙会总理过目，总理便根据他们的“行额”（该扮什么角色）点戏，并参考其“月价”来要求他们。

       城隍庙戏台下座界分明，男人在前，女人在后；男的多站，女的多坐。女人所坐的都是特制的“高脚椅”（高达二米），这种椅家家户户都有，专供女人看戏所用。戏场周围（不论大小棚脚）摊贩林立，摆卖烟酒、糖果、熟食、茶点等，日场则有民间艺人摆卖纸扎或泥塑儿童玩具，角落处还有围赌。此外，戏台下左右两侧还设有八个剧评座，各备有纸笔墨，供剧评人员（通常称为“戏雕刀”）扎记演员（特别是“行柱”）的弱点或失误。对有差错者，除扎记存查之外，还要递条子上台，或批评指正，或耻笑奚落，或责令退场，甚至吊上草鞋、雨伞和少许元钱、纸币，请其明天上路回家，更甚者还要挖空心思，写了讽刺、嘲笑的诗词或对子贴在大路口，以示大众，真可谓竭尽挑剔之能事；然亦有某些戏雕刀对演员刀下留情的，但毕竟少数。因此，来捷胜演戏的戏班，总是不敢苟且，生怕一出差错，便遭到非难，然艺人们却又喜欢赴捷胜演出，希望以此来检验自已的艺术层次，而技拙者则视为畏途。所谓“神仙难赚捷胜钱”这句谚语，便是在戏班艺人中流传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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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胜所署遗址

       捷胜所署遗址位于捷胜镇后山头（一说在南门内），其规制与海丰、甲子二所相同。据明嘉靖版《海丰县志》及清乾隆版《海丰县志》的记载，该所署中间为大堂，堂后面为公廨，再往后为土地祠；东西两序为吏房，堂右侧有永积仓，左侧有旗纛庙；堂前为仪门，仪门右侧有狱房，仪门前设有谯楼，谯楼门外又设照壁。

       关于它的肇建年代有两种说法：其一，清雍正十一年捷胜洪辉腾《洪氏族谱序》记载：“捷胜城所府署官衙……，前乃我洪氏祖业。洪武十年，我祖讳瑛公将原卜择定为我洪氏建祠地之北园三十余亩献于官，辟为今所内文武官署。洪武十有三年，城所官署告竣。”其二，明嘉靖版《海丰县志》记载：“捷胜所署……，洪武二十七年，千户侯良建。正统九年，千户张贤修。”

       以上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洪瑛将地献于官，建造文武所署，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告竣，但未提及是谁所建。另一种则说所署是千户侯良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所建。孰是孰非，难以定夺。不过，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即是捷胜所署是由明千户侯良所建，而且它的肇建时间是在建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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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胜所城遗址

       捷胜所城位于汕尾市城区南部海滨，北距市中心15公里，东侧3公里处为“石狗湖”，连接沙角尾澳；西南侧1公里处为“黎明洞石室”；南侧3公里处是龟龄海域；西北2公里处是西山“得道庵”，是一座环境优美的滨海城镇。

       捷胜所城是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都指挥花茂奏立，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十五日千户侯良创建（明嘉靖版《海丰县志?城池》）。万历十二年（1584年）千户汪如圭重建（清同治版《海丰县志?续篇?建置》）。初名“捷径”（《明史?地理志》），后改名“捷胜所城”，因城所状如四方，且周高中低，极似渔罾，故别称为“罾城”。

       《海丰县文物志》载：“城呈不规则四方形，四周城墙全长1612米，面积162300平方米。城墙原高5米，墙基宽4米，设垛口440个。……分东、西、南、北门，建四座敌楼。”又，明嘉靖版《海丰县志?城池》载：“城在金锡都，……周四百七十二丈，崇（高）一丈，广（宽）一丈有五，池（护城河）深一丈，广杀（减少）二尺，敌楼四，楼下辟门。”从以上二种历史记载看，明显有些出入。

      根据《海丰县财政志》所附录的“明清时期度量衡制度”中1丈=10尺及1尺=0.32—0.341米来计算，明代捷胜所城四周城墙全长应为1609.52米，城高3.41米、宽5.12米，护城河深3.41米、宽2.73米，设垛口44个，分东、西、南、北四城门，设有吊桥通往城外，各城门附建有城楼。城内辟四大街，成十字形，东门街长230米、西门街长175米、南门街长183米、北门街长221米，并设有文武所署、镇抚司、吏目厅、军械局、永积仓、教场、旗纛庙、狱房、土地祠等官方机构及其他配套。
      城墙大部分用灰沙夯筑，靠近四门地段则用大方块砖（传说大方块红砖是田墘湖东瓦窑栏烧制）砌筑。四城角各有一个瞭望角，成犄角势。每个城门外都有一个城门甕，各成弧势拱卫着内城，具有双重防御作用。北门无月城，配防炮17位。

      清道光二十六年，自汕美移炮1位，小铜锁炮1位，共有护城铁炮19位。配有战船二座。另有军事通讯大小茅山烟墩2个，一在东面临海之大茅山；一在西面临海之小茅山，可以监视海外数十里的情况。还有2条运输河道，一名军水河；一名石狗湖河，均为明清两代军需和其他交通的主要河道。

      据《广东省海丰县地名志》载：所城“派驻千户城守一名，明初常驻官兵1200名。”按明朝兵制，实驻有简武勇编队伍1125名。至明嘉靖初年“捷胜所绝故旗军五百四十有二，实在五百六十有九。番上梧州征调二哨，凡三百九十有八人，备长沙海澳一百一十有二人。”（《戍守》），计有驻旗军967人，若无到梧州征调二哨398人，则实驻旗军569人。迨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所驻旗军仅有328名。明代捷胜所城设有千总、守备等武职；至清代又改设游击、守备及把总等武官，分领绿营兵。

      “城所”属碣石卫管辖，为该卫九所之一，是明清两代海丰县的海防重镇。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城所数十名老将和文武官员弃城逃走，城所废置。迨至1927年11月19日，捷胜所城毁于兵燹。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部分城墙又陆续拆毁，而原来的墙基则变成环城大马路，现只残存西北一城角。

河柳子

                        内文阁遗址


      内文阁，又称内文祠，在捷胜所城南门内，清雍正二年（1724年）呈报，十年（1732年）由贡生何梦瓒主持修建。当时，内文阁的修建，是清代海丰县的一次空前盛大的重视文化之举，上至海丰知县、所城游击、都司、贡生、监生、生员，下至兵士、民夫，皆踊跃参与捐资，实可谓四方万里，民皆喜幸。
        
      内文阁占地面积约有1000平方米，为三进式土木结构，自低而高，布局美观，气势恢宏。据清雍正十三年《起建约台碑记》和同治七年《修建会碑记》载，前楼称为会魁楼，俗称“魁星楼”，设二层，楼下正面辟方形门，直通内侧圆门，圆门两侧边角，又设有圆门，可沿梯级上二楼；楼上祀有魁斗，并有圆窗遥对黎明洞魁星石，以取会魁之意。会魁楼大门前原立有左侧原有“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碑。中座原称罡□宫，崇祀三圣，宫有前后町，前町备岁时滨庆之用。迨至嘉庆中叶，复奉魁星圣像于中座，并为中座增修润色。同治丁卯秋再修，并改名为敦化堂，取朱熹“敦厚其化，根本盛大”之意。敦化堂左侧设有走廊，可通后座约台，右侧则建有五间教室。后座称为约台，台堂内祀有“孔夫子”。整座文祠具有明清时期土木建筑特点，是清代捷胜所城的正规学馆。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四日废科举，内文阁遂改名为文亭高小学校。进入民国中叶，敦化堂已毁，只存前楼和后座约台。建国后，曾改名为中心校、西南校。迨至1978年，又改名为捷胜中心小学。1989年，拆左侧走廊建教育楼，右侧教室则夷为平地。1997年，又拆会魁楼，重建新门楼。现仅存后座约台。

      附：清雍正十三年《起建约台碑记》
      雍正二年春，
      呈上□□仰□：
      圣祖□□□□六十年来，吏精图治，教养万民，咸臻于穆之风，共乐升平之治，特颁上谕十六，作本谕中外臣民惟恐奉行日久，急于宣讲汇集，参谕十六条，寻缘至义，将行其文，旁征博引，名曰圣谕广训，颁行文下诏直省、州县、市镇皆立约所，置约长一人，每逢朔望，大小文武齐集，绅士兵民宣讲。

      诏下之日，臣民喜幸！即海隅徼寨、四方万里之外，而急公就事者，踊跃争先。壬子冬，捷胜之约所成，□□于甲寅孟夏刻，四日奉命镇守捷胜所城，于望日恭诣约所，齐集绅士兵民，宣讲上谕。见约所一间，垂悬条谕，宣者群处□污之下；听者环立无堞之上。讲毕，谋于诸绅士曰：是非尊亲之意，须另筑一台，高悬上谕，垂列条教，使宣者、听者，或坐或立，各旁其所。始申崇敬之诚，诸绅士咸是余言，正令而集，各出资有差及拔其尤□人。董其事，鸠工庀材若梓者、石者、藻绘者，成服厥事，而庑□、而门槛、而扁额，悉备。□□闰月而落成，□见斯台岿然与皇图苇固亿万斯年矣。是役也，计绅士、僚属、耆老、兵民题银，并余所捐不腆之俸，兵工有二十余两，并勒姓氏于贞珉，以垂不朽！
      特简
         广东碣石镇标右营游击赖天祥撰
        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孟夏秋吉旦立

河柳子

               外文阁遗址


       外文阁，又称外文祠，位于捷胜所城西郊，清雍正二年（1724年）呈报，十年（1732年）由贡生何梦瓒主持修建。该文阁占地面积900平方米，比内文阁规模稍小，亦为三进式土木结构，建筑布局与内文阁相同。前楼亦称会魁楼，内祀魁星爷；中座称为敦化堂，分祀关帝君和孔夫子；后座为约台，祀文昌帝君。

       据考，清道光年间，捷胜所城有人欲为外文阁题一副对联，恰好黄汉宗游捷胜，便请其题写。黄汉宗问清楚外文阁的具体情况后，不假思索地吟出“志在春秋，前圣后圣；星联魁璧，天文人文”的绝妙对联。他巧妙地将魁星爷、文昌帝君和孔夫子、关帝君钳入对联，真是让人拍手叫绝！后此联被镌刻于外文阁，至文革期间被毁。

       外文阁并非一所正规学堂，而是专为祀神而设。在清代，因科举应试的需要，遂将外文阁定为科试前士子们强化训练的教学场所，无形中已成为捷胜所城的最高学府。据考，当时捷胜所城的许多士子，不论考秀才、举人、贡生或进士，都须在一个月前自带粮食被席，前往外文阁住宿，参拜魁星爷和文昌帝君。同时，在教官的督导下，进行考前的强化训练。据考，清末进士翁天祜在中式前，便曾在此进行考前训练。

       上世纪解放初期，外文祠被拆毁，其木石柱全被迁往城内鹤岭下建造市场（即老鱼市，俗称“户伞亭”）。现已扩建为捷胜文昌中学，是镇里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自清以来，文脉相连，犹保持着最高学府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