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四师概述（四）

戴镜兵

红二、四师概述

（四）

“五三"反攻海丰县城后，驻防海陆丰的敌第五军第十六师很快就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向红二、四师活动的山区频繁“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二、四师仍分头单独行动，给敌各个击破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九ニ八年六月十四日，红二师余部在董朗带领下，从陆丰激石溪向陆丰东南部前进，试图与在潮、普、惠的东江特委建立联系。十六日，部队到达陂沟，闻惠来、普宁有敌重兵驻扎，拟于二十日退回激石溪。但此行动被敌觉察，敌第四十六团即于十八日“围剿”陂沟。在八万圩附近，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红二师损失较大，董朗亦负伤。部队撤回激石溪后，“第一连副连长压迫了士兵二十余人投降敌军，后又有数十人投降敌军”，“其余坚决的官兵有百余人”，仍坚持着斗争。



与此同时，红四师余部活动于海丰梅陇。六月十七日在白木洋遭敌第四十八团袭击。当时，叶镛正患疟疾，不能随队突围，藏于草寮内被敌人发觉，稍后在广州为国民党杀害。叶镛牺牲后，红四师由徐向前同志任师长，刘校阁同志任师党代表，带领红军(此时，红二、四师已正式改称为工农红军第二、四师)继续在海丰山区活动。

斗争的环境是险恶的。敌军三天五天来搜山，红二、四师原来活动过的村庄，群众或被敌枪杀，或被强行迁往平地。红军指战员大多都是外省人，不懂东江一带的方言，不熟悉地形;地方党组织也由于遭敌破坏，经常转移，很难给部队以更多的帮助。指战员们常常没粮食吃，伤病员得不到医治，不少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九、十月份时，红军指战员只剩下四、五百人。



广东省委对二、四师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关心。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和七月十八日，两次给东江特委写信，提出部队要进行休整，指示分散在惠来、普宁方面的红军向在海陆丰的大部队靠拢。在彭湃调上海党中央工作后，省委派省委常委陈郁同志为东江海陆丰巡视员到海陆丰了解红军情况。稍后，省委决定送红军离开海陆丰，经香港去其它地方工作。并指示海陆紫特委要设法多给予帮助，对“其能担任训练赤卫军之同志可酌留若干分配于乡村中训练赤卫军”;“其能插入敌人军队中当兵的，可给些款送他们到惠州、省城投入军队，在敌军中做兵土运动。如愿去的，应召集群众大会热烈的欢送他们，鼓起他们的勇气，提出“再回到海陆丰来见面’的口号，并教他们怎样去做士兵运动”。

撤离东江的红军指战员约有二、三百人。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五月。其中董朗同志和徐向前同志先后到达上海，被党中央分别派到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捃地工作。颜昌颐同志在作战中“身被六创，遂至香港，入难民收容所，辗转至上海，大病几死。最后，任江苏军委秘书，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与彭湃、杨殿、邢士贞诸同志同时遇难。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大革命的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在这一新的时期里，革命所面对的敌人从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着极大的优势，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是全党都在摸索着的问题。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农革命军第二、四师这两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在海陆丰，在东江的战斗历程，正是这种艰难摸索的一个缩影。它的战斗历程，是一部威武悲壮的史诗。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为我党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总结和运用了这些经验教训。正是包括红四师和东江特委的同志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的努力摸索、奋斗中，最后终于形成了一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显然，红二、四师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永存的。革命先辈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畏强敢，不怕难险，坚持斗争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