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历史意义

戴镜兵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较早的一块根据地。它的建立，是海陆丰农民运动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阴谋的必然结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4月15日，广东军阀也叛变了革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中共海陆丰地委的领导下，5月1日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起义。农民自卫军占领了各机关，收缴了当地反动武装的枪械。当日，海丰、陆丰分别举行纪念“五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临时人民政府。海陆丰人民的武装起义给国民党叛变者以很大的震动，5月9日，军阀部队分兵数路向海陆丰进攻。因敌强我弱，苦战数天，工农武装革命力量被迫撤出县城。虽然第一次武装起义暂时受挫，但这是我党高举武装起义的旗帜，反抗国民党屠杀阴谋最早的一次军事行动海陆丰武装斗争的帷幕自此揭开。

1927年8月下旬，省委给海陆丰地委带来了精神，传达了省委改组和执行秋收暴动的计划，也带来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回师广东的消息。改组后的海陆丰县委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9月8日，农民攻占陆丰县城，15日占领海丰，恢复了海陆丰两县临时人民政府。9月25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向海陆丰革命政权进行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海陆丰农民武装主动从县城撤出，退守黄羌革命根据地。10月下旬，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海陆丰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关于利用粤桂军阀相互火并之机开展暴动的指示，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11月1日，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弃城逃跑，同时，陆丰县城也被我起义军攻克。彭湃曾充分肯定海陆丰人民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英勇奋斗精神:“这回海陆丰工农群众和敌人斗争，确实英勇，不但广东难比，即在全中国全世界也难得。”

第三次起义胜利后，彭湃回到海丰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彭湃当时曾发表了《土地革命》一文，论述了建立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必要。在他的主持下，同年11月13日、18日，先后建立了陆丰、海丰苏维埃政府。接着又迅速扩大了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消灭残敌，建设根据地，在华南树立起一面鲜艳的革命红旗。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建立到1933年失利，历时7年，它在当时革命斗争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第一，海陆丰根据地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曾产生过较大的政治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转折阶段，全党都在寻找新的革命途径。海陆丰的共产党人没有消极等待和观望不前，他们用自己继续革命的行动和对于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做出了一种选择。他们领导海陆丰人民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举行了三次起义，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这一非凡的创举，唤起了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阶级展开了新的武装斗争。海陆丰根据地的建立，给东江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巨大影响和鼓舞。1927年底，紫金、惠阳、惠来、普宁、五华、龙川等县的代表专程去海陆丰参观学习。他们回去后纷纷参照海陆丰的经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曾指出:“邻近的乡村县市，都激起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至东江许多县的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海陆丰根据地的建立，对广州起义也起了促进作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指出:“海丰有40万农民的暴动，是广州起义的根据之一。”“而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根据海陆丰的经验，建立正式的革命军队。”海陆丰根据地的建立在党内和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中央1927年12月31日指示湖南省委:“应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全国党内报刊报道了海陆丰斗争的消息，广大革命群众深受鼓舞。同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上海《申报》登载了广东军阀李福林给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电文:“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翘然独峙3个多月，如不及时消剿，祸害不浅。”反动势力纷纷在各报刊刊登启事，肆意诅咒、诋毁海陆丰革命。海陆丰根据地的建立甚至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英帝国主义香港当局在对海陆丰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还经常派遣炮舰在海陆丰沿海游弋骚扰，进行恐吓。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海陆丰根据地给予了充分肯定。各县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

第二，海陆丰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实践，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树立了光辉的旗帜。海陆丰是我国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海陆丰的贫苦农民和全国受苦受难的农民一样，世世代代渴望得到土地，但是地主阶级不允许他们有得到土地的权力。争夺土地，是农民和地主斗争的焦点。根据地的党组织正是从这一实际出发，根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和统治阶级展开了殊死斗争。分配土地，是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只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广大农民切实得到土地及其他物质利益，使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获得解放，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为保卫红色政权和胜利果实而战。为此，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著名的《没收土地案》这是我国第一部载有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的土地纲领。1927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通讯》发表了这一决议案。海丰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分配土地的四条标准，即“一、照人数多少；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四、照土地肥瘠。“土地案”的颁布，像一把大火投进了干柴使其熊熊燃烧，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浪潮在海陆丰大地上汹涌澎湃。苏维埃政权根据《没收土地案》和分配土地的标准，广泛发动农民，收缴地主霸占土地的田契、租簿，并集中加以焚烧。据统计，截至1928年1月14日止，海丰全县便焚烧田契约47万张，租簿约5.8万多本。这些壮举，使地主阶级闻风丧胆，威风扫地。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根据斗争的需要，县设土地委员会，区设土地科，督促指导农民分配土地，并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据海陆丰两县委报告，截至1928年2月止，海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0％。海陆丰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的许多很有创见的具体政策及其实施中的一些原则，后来都成为其他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借鉴。广大贫苦农民祖祖辈辈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干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海陆丰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由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光辉创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曾高度评价海陆丰的土地革命，指出: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

第三，海陆丰根据地在全国最先树起了苏维埃旗帜。1927年11月中旬，陆丰、海丰分别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电》中指出:“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所未有的，即在世界上，除苏俄外，亦是第一次。”“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海陆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比较完备。彭湃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第一期上发表的《土地革命》一文中，提出了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工农兵代表会的思想。事实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就是用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代表会议制度，组成工农民主政府。工农兵代表按分配的名额，由基层选举产生，再由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政府主席团，实行主席团负责制。代表会议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苏维埃政权实行民主制定纲领，代表会议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由代表提出议案，交代表大会讨论。其表决通过的纲领和措施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苏维埃政府强化统治机器，设立团队部，辖有正规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三个层次的军事系统。县、区苏维埃政府设立了裁判委员会，负责审判反革命分子。工农武装在红军的帮助下，横扫两县反革命据点，歼灭反动武装，使海陆丰在4个月时间内比较稳定。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威胁。海丰的地主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向他们的主子军阀陈铭枢发出求救书，其中说:“鱼吁沫以失水，鸟将死而哀鸣，言尽于斯，惟麾下恰而救之，则生世戴德矣。”1928年2月，粤桂军阀内争稍息，反动派便转过身来，把矛头对准红色政权，他们纠集起大批反革命武装，疯狂地向海陆丰进攻。红军和海陆丰工农武装在党的领导下曾多次奋起反攻，给来犯之敌以重大的杀伤。但终因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军主力不得不撤退到海陆丰山区革命根据地，继续与敌周旋，坚持斗争。1928年3月1日，海城和陆城相继沦入敌手。仅存在4个月的海陆丰革命政权最终丧失，黑暗又笼罩在海陆丰的上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虽然仅存4个月，然而它对1927至1928年的中国革命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的存在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任何顽固的敌人都是可以摧垮的。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是我国工农兵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主的新型革命政权。它用血的实践回答了应当采用何种形式去取代国民党反动政权。它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中共中央对海陆丰苏维埃的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组织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海陆丰政权之丰富材料，它的胜利，它的经验，应当充分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

海陆丰的实践、创造、经验和全国各地的实践、创造、经验，共同汇成了一股农村革命的新的伟大潮流，为复兴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后来由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加以总结，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创造性地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志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人民正是遵循毛泽东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