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市红色地图第一篇： 追寻红四师师部红色岁月

南海闻道

汕尾市红色地图第一篇：

             追寻红四师师部红色岁月

手绘图：陈俊



《红色广东丛书》汕尾市红色地图

叶良方 编著

第一篇 埔仔峒浮潭村红四师师部旧址


浮潭村后红军小道


埔仔峒红四师师部旧址



        埔仔峒 又称小溪峒。位于莲花山主脉南麓海丰县境西北部。平均海拔52米。地理坐标：北纬23°0ˊ18.69〞，东经115°12ˊ7.82〞。北部横亘着银瓶山、芒山、卡子岽及其延伸的山脉，西南部高耸着犁仔耳、铜锣湖等高山。崇山峻岭环抱，银溪回环，附近大小东门峡谷和布格岭，是红军隐蔽转移的天险。盆地仅有两处出口：东部以小银瓶山南垭为山口，南部以银溪流出的道山为水口。西部隔犁仔耳山与大安峒相邻，有“红军小道”相通；北部枕莲花山与惠阳多祝墟互联，并有小东门古道连接。形势险要，山路纵横，是易守难攻之地。因此，埔仔峒成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的主要驻地，如今遗留 “红军医院”等红色旧址。
　　红四师师部旧址，位于海丰县埔仔峒莲光管区浮潭村。背倚莲花山芒山嶂，面向埔仔峒大道山。原为浮潭村黄氏围屋，前后2座一横巷各7间，左右2竖巷2附屋各5间，呈客家“五包七”布局，总面积634平方米。后座正厅祠堂，为红四师“作战指挥部”会议室。两侧平房为“师部办公室”，其中左右侧平房为师长叶镛、参谋长徐向前寝室。附近“警卫室”由教导团三营郭声镛营长带兵值班，负责警卫工作。

        当敌军进山围剿时，当地农民吹角为号。后来改为“倒青树”和“倒青竹”报警。峒口的黄土岭和村后的大窝山，均设有报警的“倒青树”，情况紧急时，师部往右可撤退至布格岭红军小道；往左可撤退至大东门红军洞。1929年，红四师出境时，浮潭村黄氏宗祠被国民党部队烧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始由村民重建。2004年1月，遗址被海丰县人民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野战医院，位于海拔186米高的埔仔峒白目洋，坐北朝南，为客家“三间过”建筑形式，中间两座竖排，左右四座横排，共有六座十八间房屋，占地面积493平方米。进入小峡谷只有一条小路，须经过两山对峙的狭窄山口，因此极为隐蔽。且山门地势居高临下，便于防守。红四师军医处长贺诚选择将医院建在这里，师部遂派来一连战士帮忙搬石头，并请了当地农会几个砌石的高手，十八间房屋纯用山石砌叠而成，屋顶盖茅草，颇具山区建筑特色。

　　红军医院首任院长贺诚，出生于四川中医骨科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用一辆大卡车抢运出一批药品器械，随叶镛师长从花县奔赴海陆丰。1928年4月，他被东特委任命为第四师军医处长，与爱人周越华等医务人员，护送伤病员到达白目洋建立红军医院，先后救治了程子华、徐向前等红军将领(照片：白木洋峡谷出入口)。

        1995年，莲花山埔仔峒被广东省林业厅划入海丰莲花山森林公园管理区范围，2001年列入《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名录》。2019年6月，峒内红四师师部黄氏祠堂、红四师红军医院、埔仔峒红军桥、红四师操练场等遗址，经省委党史研究室两轮严格审核后，被汕尾市列入《汕尾海陆丰革命遗址目录》。其中“红四师在埔仔峒”遗址，被评为《20张汕尾红色文化名片》之一。

历史事件     

              红四师激战白目洋，血洒埔仔峒

       1928年5月，进攻海丰县城失败后，红四师和埔仔峒5个农军中队的60名突击队员安全撤回埔仔峒根据地，原在北斗坑的师部改驻在浮潭村。为避开白军的围剿，队伍在师长叶镛的带领下，越过布格岭红军小道到大安峒一带活动，由于不服水土，许多战士病死在战场上。据老红军战士陈攀回忆，有一次，叶镛师长召集会议，慷慨演说，说到沉痛处，他竟哽然痛哭。对到会的战士影响很大。这时期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民团不断搜山，这时红四师和当地赤卫队员仅存500多人。

         这年5月20日，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邓彦华为了斩草除根，命令16师48团团长何隆章，率队向莲花山，银瓶山沿途搜索进剿。然后从白水磜向西出发，配合从梅陇出发的海陆丰守备队蔡腾辉部，兵分两路合围埔仔峒的红四师。当海丰保甲局长钟景棠，率领民团向莲花山南部搜索时，在半岭庵与红四师指战员狭路相逢，双方激战两小时，钟景棠败退。在这次战斗中，徐向前腿部负了伤，天气炎热，伤口化了脓，被红军战士背进深山处的万福庵。经武僧濬韬法师的精心治疗，敷上跌打草药，当即止血消了肿。为提防国民党军队进山围剿，贺诚领着医务人员，将他护送到白目洋红军医院治疗，过了个把月伤口才愈合。

         红四师辗转于在山顶、深坑、溪涧和树丛中，长年经受饥饿雨淋虫咬，病亡增多，粮食不继。当地农军从山下运来食物，供伤病员调养。由于缺医少药，伤病员躺在红军医院的茅蓬内，奄奄一息。叶镛师长，在山上宿营时，患上了严重的疟疾病。

　　这种病当地称为“风热感病”，一旦发作全身抽痛,连续腹泻，使手脚疲软无力。6月14日，正当红四师准备出南坳山口，试图由莲花山到高沙，与朝面山的红二师会合。遭遇到国民党16师48团翁致一营会剿银瓶山。红军几次冲锋不能通过，只得退回埔仔峒。6月17日，向与大安峒交界的布格岭转移。是日拂晓，邓彦华命令翁致一营向布格发起攻击，并令蔡腾辉配合。红四师在半途上遭到蔡腾辉部夹攻，腹背受敌，不支而退到布格村山上的白目洋（图：叶镛）。

        担任警卫的三营长郭声镛指挥战士，在浮潭村后山上顽强地阻击敌军。敌军乘红军弹药耗尽之机，以猛烈的火力，强行冲上白目洋山上，这时，叶镛正处在疟疾病发作期，浑身乏力，但他挣扎着向茅山爬去。红二师官兵见状，即集中火力向追击的敌人射击，试图掩护他脱险，但未能奏效。已被敌人发现，将行走缓慢的叶镛捕获。随着，敌军放火焚烧红军医院，将重伤留院的30多名战士烧死。并将叶镛和受重伤的营长郭声镛用箩筐抬走，一起解赴广州。邓彦华多次企图劝降叶镛，要他以自己的名义发出《告第四师全体官兵的书》。但叶镛师长大义凛然，拒绝带部投降，在广州与郭声镛一起遭到杀害，壮烈牺牲。

        叶镛牺牲后，鉴于原师党代表袁裕不在海陆丰，由此推选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刘校阁任师党代表，许子威任师党委书记；率领红四师战士走进莲花山脉的深山老林中。继续与敌作战。红四师利用莲花山复杂的地理形势，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抗击国民党十八师和地方

　　民团的围剿。敌人穷追不舍，扫荡频繁，红军连盐都吃不上，战士普遍患肠胃病和疟疾、疥疮、浮肿等病（图：徐向前）。

      埔仔峒小东门古道海拔737米的两块巨石处，有一座瓦垣完整、面貌如新的古庙，门楣横额镌书“平安寺”三个漆绿大字。寺前两块巨岩处有一洼泉水，不溢不涸，颇为清甜，过往古道的行人，常在这里歇息，汲取泉水滋润嗓喉。民国时期，山寺附厝筑有僧舍，住持僧人吴师傅常在寺中诊治山民。其医术高明，闻名于惠阳和海丰两县。据埔仔峒老红军陈显坤生前回忆说：1928年，红二师官兵在莲花山打游击时，常被山蚊咬叮而流行一种疟疾病，俗称“打摆子”。不少红军战士因患上这种病，而丧失活动能力死在战场上。是年秋，继任师长徐向前也不幸患上这种病。一次，蔡腾辉率领民团进攻布格村，双方一直打到芒山嶂和卡仔岽山顶。当红四师战士击退敌军后，徐向前无力地瘫倒在警卫员兼司号员陈显坤身上，被陈显坤背到平安寺僧舍休息。主持吴师傅拿捏了徐向前脉愽之后，吩咐陈显坤按处方煎草药救治。一个星期后，徐向前身体才恢复过来，继续带领部队在埔仔峒和大安峒之间与敌周旋。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为鼓舞士气，徐向前在墩头村张华福家墙壁，写下了“艰苦奋斗，克苦耐劳，一定能胜利”等字，尽管生活艰苦，大家仍然乐观地坚持斗争。

       1929年1月形势好转，东江特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通知红四师所剩人员，从赤石分成惠阳陆路和排角海路二批到香港。红军出境时，将枪支交给地方赤卫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当前几批人员撤走后，至5月12日，最后一批20多人，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校阁带领沿着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但在惠州分手时，刘校阁等十余人进入市内被捕遇害，只有徐向前等十多人安全抵达九龙半岛，踏上了新的征途。

动人故事

                        一张迟到的烈士证书

        去年，在撰写海陆丰红色历史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位来自北方的友人，他的名片很特别：“宁子安郭声镛外孙”。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宁子安，是革命烈士郭声镛的外孙。”原来他的外祖父郭声镛，就是在海丰县埔仔峒与叶镛一起被俘，在广州牺牲的红四师营长郭声镛。


（红四师一营郭声镛营长）

　　随后，他给我发来当地电视台视频，沉痛地讲述了一个哀婉缠绵、让人唏嘘的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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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的1月20日，街上零零散散响起了鞭炮声，人们在忙碌和喜悦中即将迎来这一年的春节。位于安阳老城南门东一座半旧的屋里，坐着一位低头悲泣的花甲老人。她叫李贞芳，手捧着一张崭新的烈士证书，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许久，老人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在她悲伤的眼神中，大家似乎看到了一丝浅笑，那是一种压抑太久之后的欣慰（图：李贞芳和女儿郭韵娥）。

         烈士郭声镛，就是李贞芳老人的丈夫。从1925年夫妻两人分别之后，李贞芳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丈夫。当年与郭声镛一起赴黄埔军校的24位老乡，都有了着落，唯独她的丈夫音讯渺茫。从旧中国等到了新中国成立，从黑发人等到了白发苍苍，从母女相依为命等到了如今的儿孙满堂。38年后，老人终于等来了一纸烈士证书。

        然而，这份迟到的烈士证书也是来自不易。安阳县委为编撰革命回忆录，派出采访组访问徐帅办公室，并在徐向前元帅多次关心过问下，以及上海市老红军朱道南的证实下而取得的。同时，与郭声镛一起赴黄埔军校的同学马戴也回忆说：  

         1925年夏，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进驻安阳火神庙，在安阳省立十一中举行政治军事培训班。当时正在读书的郭声镛也参加了培训，这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时任政治教官的徐向前，对学生军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使得一心想从军救国的他，对徐向前特别佩服，两人遂成为好朋友。

           在徐向前的影响下，郭声镛深刻地认识到，推翻军阀的统治，实行民主，国家独立富强。于是，郭声镛约好24位同学报考黄埔军校。出发前夕，已是郭家常客的徐向前也来到家中，李贞芳从柜子里拿出两双自己做的布鞋，一双给了郭声镛我姥爷，一双送给了徐向前。李贞芳抱着2岁的女儿郭韵娥到村头，送走了郭声镛。这一年是她俩结婚后的第三个年头，郭声镛把对妻子的怜爱，把对女儿的疼爱深埋在心头，告别了那个充满了天伦之乐的温馨家庭，与24位同乡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未知的革命道路，目的地就是南方的革命烘炉——广州黄埔军校。不久，郭声镛托人送来一封家书，说不要给女儿裹脚，要让女儿读书。（图：郭声镛烈士遗属）

　　自这以后，郭声镛就一直没有音讯。在郭声镛离开家乡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到了1928年末，郭声镛托人给家里捎来一封信。信是从广东海陆丰来的，说战斗很残酷，情况很危急。之后，有关郭声镛的消息，就如石沉大海……在家人殷切的等待中，盼子回归心切的父母亲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几十年来，女儿郭韵娥一直在打听着父亲的下落，总是杳无音讯。虽然郭韵娥从小没有享受过一丝父爱，但母亲描述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她的梦中出现。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鉴于郭家留有10亩土地，故其家庭成份被定为中农。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李贞芳母女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罪都能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他人的猜疑。那时有人猜测，郭声镛跟着国民党队伍跑到台湾去了。如果真是那样，她们将背负反革命家属的罪名。

         这时，同事李霞云传来一个好消息，她的丈夫杨再春，时任安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带领采访小组到北京采访安阳藉的老革命，听说徐向前元帅在安阳革命过。他们就通过有关部门，找到了徐帅办公室。徐帅热情地给他们介绍了自己在安阳革命的情况。采访结束后，徐帅送他们出门时对杨再春说，在海陆丰战役中牺牲的一个同志叫郭声镛，打仗很勇敢，是安阳人。杨再春也把这事向安阳市民政部门进行了汇报。当郭韵娥母女得知徐帅还惦记着郭声镛，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既然父亲是烈士，政府就应该给一个名分，让郭家的后人在政治上翻身，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郭韵娥和母亲李贞芳决定去北京，找到徐向前办公室。徐向前元帅特别热情地接待了郭韵娥，并出具了有关的证明。

          在安阳市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下，1961年12月追认郭声镛为革命烈士。并很快就给郭韵娥颁发了烈士证书和300元抚恤金。1963年元月20日，这张迟到了38年的烈士证书，才到了李贞芳老人的手里。同时，一封来自徐向前办公室的信件也寄给她。

         信中说：“郭声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党员，他对党忠诚、对人处事也很诚恳正直，作风正派，作战勇敢，又是一名有过战功的好指挥员，如他担任红四师第十团一营营长时，参加了甲子城的战斗。他在弹片纷飞中，率领部队第一个爬上城墙攻城胜利。”

        身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共和国元帅的徐向前，还能作出对郭声镛这样的肯定，可见郭声镛在徐向前心目中的位置之重。从此，当地政府按照烈属的待遇给予优抚，逢年过节都来看望她们母女，使她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0年后，这位饱受苦难的老人也与世长逝，女儿郭韵娥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按照当地的风俗，将一块镌刻有郭声镛名字的墓砖，放在李贞芳老人的身边，郭韵娥含泪动情地说：“爸爸，你活着和妈妈仅仅相处了三年，然而却分别了38年，以后你就和妈妈长相厮守吧！” (手绘图：陈俊 照片：陈俊、宁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