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年轻干部而言,在乡镇工作的压力很大。乡镇位于行政系统的末梢,是大量政策的直接落实者,这意味乡镇的治理事务相对上级政府而言必然要更为繁杂。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本来不属于乡镇政府的事情,也会被上级政府利用自己的级别优势强制压到乡镇,进而导致乡镇干部工作任务量的恶性增加。
例如,S镇所在的W市很早便建立起了“党建网络平台”,所有基层党支部的党建工作资料和党员信息都会上传到网络平台上,利用该系统,县级党委部门可以轻松查到该县境内所有党支部的党建活动资料以及党员信息,但是每当需要这些资料和信息时,该县的宣传部依然会要求下辖各镇的宣传办进行报送,而该镇宣传办干事在做这些工作时也不过是在网络平台上查一下,抄一遍,然后再报送过去,工作任务被无意义地增加。
其次,大量的乡镇领导岗位被县直单位下派的干部占据,使得乡镇本土的年轻干部很难晋升。实际上,从领导岗位的数量安排上来讲,乡镇干部相较于县直单位干部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例如在S镇,有11个科级领导岗位,而总编制数量为41个,因而乡镇年轻干部其实是很大的机会晋升为科级干部的,但问题在于,将乡镇干部提拔为科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在县委组织部的手中,而县委组织部身处县委办公室,县直机关干部的工作往往更容易被他们“看到”,这使得县直机关干部实际上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当县直机关的领导岗位不够用时,他们便会通过从县直机关调到乡镇任领导职务从而实现晋升,这无疑会挤压本地干部晋升空间。
例如2018年,S镇原来的两位专职副书记一位调往了邻镇任职镇长,另一位调到了县新区管委会任副主任(正科),而后接替他们的一位是县组织部干部,另一位县政法委干部。在近5年时间中,S镇仅有一位人大副主席是由本镇年轻干部晋升就职。
最后,乡镇工作深陷文牍主义,年轻干部在工作中无法获得价值感。价值感是让人们积极工作的内在动力,有人在调研中发现,在没有当公务员之前,很多年轻人对于基层公务员工作充满了向往,希望通过利用公务员的工作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例如现年26岁的张鑫,本科毕业于985名校,毕业之后张鑫本来是有机会留在某沿海城市工作,但是他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因为自己有一点改变!”本着这个愿望,张鑫在2018年报考了公务员,并成为了S镇的一名组织办干事。对于现在的工作,张鑫则是感到有些失望,他现在每天工作都很忙,晚上经常需要加班,甚至很多时候周末也不能休息,在去年的50个周末中,张鑫只休了不到20个周末。在张鑫的工作中,有一半的内容都是写材料、做表格,在张鑫看来,这些的资料和表格都没有什么意义。
为此张鑫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上面一个部门领导想要知道全县有多少党员在自主创业,安排各乡镇组织办统计本镇的情况,于是自己便需要打电话给每一个村书记,安排他们去统计,再报给自己,自己再汇总,然后为他们每个人写一段小材料进行介绍,最后再上报。
“这件事情对于领导而言就是一句话,但是自己要做上好几天,最重要的是这没有任何意义,自己做了这么多工作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到这些创业的人。”对此,张鑫表示非常苦恼,因为自己看上去做了很多事情,但实际上对于本地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太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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