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大处方、泛耗材、滥检查一直是医疗领域整治的三大痛点,这导致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检验检查、不合理使用高值医用耗材等问题时有发生。
这背后隐藏的,是医疗领域复杂的利益链和关系网。在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采购上,一些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长期以来采用“高定价、高回扣”的营销策略,向医疗机构进行推销。医疗供应商之间的这种恶性竞争,导致一些医务人员不断被围猎,利用手中处方权“开单提成”,在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的采购上谋利。
在耗材采购上,检验科成了医疗腐败重灾区,大批检验科主任相继落马。比如,去年5月,某中心医院检验科原主任付晓、财务科原科长钟华共计收受1770万元。因受贿数额巨大,付晓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有业内人士指出,检验科虽然未涉及大型设备和高值耗材,但因为每天要做大量的检验,涉及的检测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大,有时无需采用统一招标的形式。这给一些厂商、经销商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
如同检验科,一些科室主任虽然在大型设备的采买上没有绝对拍板权,但在一些耗材、药品的采购和使用上,却拥有话语权。比如某人民医院麻醉科原主任胡双飞多次收受医药代表叶某给的好处费,仅“地佐辛”注射液一种药品便累计收取回扣款125万余元。
同为麻醉科主任,雷李培在某中心医院任职时,使用了新晨医药销售的吸入用七氟烷、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等5款药品,收受其回扣。据悉,销售代表徐某和叶某按照一定比例计算,为其送上回扣款236万元。
这些科室主任、业务能手为何易成被围猎对象?有专业人士分析了这背后的原因:一些科室主任作为业务能手,对于所擅长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排他性。
除了在耗材、药品采买上的话语权,这种较高的技术壁垒,也使其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招投标采购上具有权威性。比如单单是对于某种医疗器械的参数要求和加分项,就卡住了大批厂商,仅有少数供应商符合要求。
因为技术壁垒高,从表面上看这类行为都是符合程序的,这也导致了一些腐败行为难以被发现,很难被根治的原因。
随着医疗反腐的推进,医药代表行贿的手段也愈加隐蔽。从多起医疗系统腐败案来看,如今医务人员与供应商约定“回扣”比例,直接收受红包礼金的现象正在减少。变相地,向医院领导或其特定关系人赠送车辆、房产、干股或合伙做生意,或以技术服务费、赞助费、研讨会学术交流费等名义行贿的花样开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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