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村”一定要现代化吗

老山界

很多地方对“治村”存在一种错误的现代化想象。尤为麻烦的是，今天的村级治理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态，无不是伴随着治理现代化、治理创新等实践出现的。那么，造成这一意外的制度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呢？学界习以为常的解释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天生就有隔阂，官僚机器进入社会领域，很容易因为基层的不规则性而陷入困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通等现象，其实是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

然而，今日之官僚病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去，连“治村”这个似与官僚病无关的领域，也深受形式主义之害。君不见，村干部自称“管天管地管空气”“村里的打印机都累死了”。反过来，村干部群体也越来越要求有更好的待遇，似乎每个地方的政府部门都把提高村干部待遇当作一个政绩，全然不顾村干部本来就是兼职人员，他们本来的身份就是农民。

2020年，汕尾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5%，绝大多数村庄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了城市化进程中。无论从哪方面看，村庄确实在朝现代化的方向变化。有些村庄已经完全融进了城市或城市带，村庄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管理体制上的存在，其内核早就城市化了，哪怕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高度城市化。

有些村庄，虽保留了村庄的生产生活形态，但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具有鲜明的服务城市运转的功能地位，比如，村庄的土地主要是种植经济作物，村民也主要是在城市从事服务业，城乡之间相互独立却又紧密联系。而偏远农村，很多都走向了空心化的道路，农业生产形态完整，但村庄生活样态却残缺不全。很显然，很多地方对“治村”存在一种错误的现代化想象。

在可以预见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偏远地方空心村还将广泛而持续地存在。他们显然不会是城市化意义上的现代农村，把已经完全融入城市的村治的治理形态嫁接到空心村，以此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毕竟，处于不同的城乡关系中的村庄的公共事务性质，治理目标，都具有质的差别。在制度设计上，当然也要因地制宜。

神州视角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