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心无挂碍 于 2022-12-1 15:25 编辑
如何破解“不愿生、生不起、养不起”难题,牵动着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近段时间以来,汕尾多地通过相关条例,实施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等措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为什么世界上那些原本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下降?解释的理论很多。
只要国家进入现代增长,解决资本约束是前提条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必是资本过剩、劳动不足;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必是劳动过剩、资本不足。但只要货币经济足够发达,金融功能就有可能替代家庭功能。这就是发达国家家庭缩小,生育率下降的深层原因。这意味着生育率下降是现代增长的副产品。
为什么会出现家庭?为什么越穷越生?
这是因为在以前非货币分工的经济里,人们只能靠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所以“孝”在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我们赡养父母,子女赡养我们,是几乎所有家庭的“契约”。
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和货币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比如养老金、社保、医保、人寿保险等等。这时候家庭和子女的效用就会被市场替代。
如果抚养成本还要增加的话,投资后代的收益就会下降,一旦进入负收益区间,就会导致家庭解体,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随之进入庞氏循环。
要想把生育和资本结合,就要把原来被金融资本替代的生育功能,还原给生育。举例而言,住房是贴现未来公共财富的主要工具,政府保障房租给所有纳税人,而那些完成子女抚养义务的允许其房改获得完整产权,这就相当于给有子女的家庭一次性注资。
也可以将国企股份划拨有子女家庭参与分红,子女就业后,股票可以解禁套现。将资本和生育结合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不可能产生于教室和课本,而是要各地在实践中发展和创新。我只是提出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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