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3）

戴镜兵

烽火岁月（3）

三、白水磜防御战

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根据谍报，驻惠州的国民党军第×师师长胡谦，派刘炳粹率一个团约千余人来向我们进攻了，敌人的先头都部队己到惠阳之铺心。我们立即紧张起来，准备应战。

但敌人来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是樟树凹大路，二是分水凹向白水磜小路。而分水凹山路崎岖难行，估计敌军不会走险峻小路，一定会由樟树凹大路来攻。不料敌军有戴可雄做向导，熟悉由分水凹至白水磜的地理路线，因此敌就走捷径，经分水凹向红花地来攻我们。我军因此一着之差，遂致满盘皆落索了。

戴可雄，又名戴雁宾，是海丰公平区的西坑村人，他是一个极端反共的人物，我学生队曾两次奉命去围捕他而不获，后被逃到惠州去做了刘炳粹的向导。

五月八日下午三时，我军全部集中在海丰县桥东林家祠门前大操场上。吴振民大队长到来检阅了部队，立即下令部队分头出发。于鲲、黄强、陈如愚等同志率领五个中队农军开赴樟树凹，彭桂同志则率我们学生队一百零五人，开赴白水磜布防。

本来学生队，在开学之初共有一百五十余人，经过淘汰之后，剩下一百一十余人，到“四·一五”事变后，以黄奋南为首有好几个学生托故告假离队，遂剩下一百零五人。我学生队雄姿勃勃，精神奋发，一踏上龙津桥，行进至海丰县城大马路之际，大家就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歌声响彻龙津河畔，我们雄壮的队伍伴着歌声转出北门，经五坡岭而到达白水磜。白水磜有一农村，约住有农民百余人。我们向白水磜村右侧绕过去，就是红花地。红花地有一小山凹，山凹上有株古松，清风吹来，松叶沙沙作响。由山凹向右侧伸展出去，一连有五个小山头，山头上只生些杂草，间中疏疏落落生了几株小松。这就是我们的防地，也即是我们的战场。至于分水凹，我虽未到过，遥上望去，大概位于莲花山之巅，由红花地上去要攀登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所谓分水凹，顾名思义，定是海丰县与惠阳交界的分水地方。

我们到达红花地后，彭桂同志即叫三个小队长一同登上红花地小山头去观察地形。我为了好奇，也随苏觉小队长登上山头。可是，当我向前后左右一望，不禁令我心头紧缩。只见对面有一座约千米高的横垣大山，挡在我们面前，再向左侧斜望上去，是一座高耸入云的莲花山，莲花山与银瓶山相连是海丰与惠阳交界连绵不绝的大山脉，向右手边望下去，是一道深窝，背后则是低洼的田垄。未打仗，须先准备打败仗。我军所占之地形，不但奇低，而且全条战线除几株小松之外，毫无其他掩蔽之物，打起仗来，全条战线皆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怎能抵挡敌人呢？而且敌军来犯有一团之，我军布防红花地只有百余人，简直是螳臂挡车。我虽心知不妙，但无我置喙之地。只好希望有奇迹之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一次上场，当然很紧张，尤其到了深夜，轮到我去放步哨时更加紧张。因为天太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生怕敌军乘黑摸来，就会措手不及，于是只好子弹上膛，目不转睛，死盯着敌军来路。经过两小时，同学来接班了，我才松一口气。

五月九日拂晓前，我们饱餐之后，就登上红花地一列山头上布防，七星半大炮也早已架设在最尾一个山头上。天将微明，遥见对面大山上人影幢幢，知道敌军已占领了我对面大山。未几枪声响了，咯咯咯，敌军一开始就用重机枪向我阵地扫射。我们通通卧倒在光秃秃的小山头上，全身暴露，任由敌人的机关枪左右横扫，枪弹声嗤嗤贴身而过，尘土飞扬。我们看不见敌人，只好用枪口对准对面高山上，向敌之机关枪阵地还击，但步枪怎是机枪之对手呢，好在七星半大炮响了，轰隆一声，炮弹击中敌机枪阵地，敌之机枪才停了一阵。不久，敌军的步兵到了，枪声渐密，敌人的两架重机枪，又咯咯咯疯狂地向我们扫射了。接着我左翼之莲花山也被敌人占领了。至是我军已三面受敌，战斗愈来愈烈了。正在激战中，忽听得左手旁的朱绍光同学口里发出咕咕之声，侧头一看，只见他口里喷出一大团鲜血，我爬过去一看，子弹由他后脑沟穿出，但他死不断气，挣扎得满脸通红，状甚可怖。为免影响作战中的同学，我就把他背到后面的斜坡里去，返身卧下再战。打不上几枪，我最敬爱的叶其青同学左额中弹而牺性了，我噙着满眠眼泪把他的遗体背到后面去。又回身伏下再战、不料我的堂表哥张鉴也被击中额角而阵亡了，我又把他的遗体背到后面斜坡，与其青遗体并列在一起。再返到火线上，又见彭健隅同学胸部中弹负伤，我只好把他扶起来送到后面交与炊事员。

此时战斗更加激烈，“七星平”大炮虽发了数响，却无济于事，接着彭桂同志也胸部中弹受伤了，因为只有他兼做炮手而没有副炮手，“七星半”大炮遂变成废物了。彭桂同志很镇定，他虽胸部中弹而面不改色，由一传令兵扶着经过我的阵地退向梅陇去了。

激战至此，我军已伤亡很大。而敌军之机关枪仍然猛吼，咯咯咯不停，正面敌之步兵逐渐向我阵地迫近，莲花山之敌也沿斜坡而下，对我形成包围形势。但我们皆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仍然沉着应战，毫不惧怯，大家都镇定地对准敌人之目标猛打。大家视死如归，毫不犹豫，要与阵地共存亡，因此敌人也伤亡惨重。

我们虽然很坚定，但到底寡不敌众，敌以十倍之力加于我，又有两架重机枪，其火力之猛烈，实难以形容，只觉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周围尽是火药味，天愁地惨！战至中午，我军已死伤累累，三个小队长只剩下一个苏觉，他独自手执指挥旗，飞跃在红花地一列山头上，指挥我们杀敌。形势是万分危急了，但我们没有命令撤退，惟有拼一死保住阵地。忽然，左后方喊杀声突起，侧头一看，遥见陈如愚同志率领第三中队农军前来援救了，正面之敌军见我们有援兵开到，也不敢再向我阵地进迫。陈如愚同志身先士卒，率领所部向莲花山之敌猛冲。他身材瘦削，仍然穿着黄埔军校校服，勇不可挡地冲上一山又一山。可是，我三中队是仰攻，冲到后来气力不加，多数战斗员都跟不上去。我亲眼看见陈如愚同志率领约一排人，深入敌军阵地，在敌人枪林弹雨之下，他竟被击中要害而壮烈牺性，接着三中队也被击溃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陈如愚同志，是海丰县梅陇人，他是训练所的好教官，是革命的精英，他最英勇，死得最烈。

正是：革命未成身先死，

          长留英烈在人间。

陈如愚同志一死，三中队随之而溃。但我学生队仍尽力坚持至下午二时许。眼见再没有救兵来了，我们若不撤退，将会全部葬身于红花地，至是苏觉同志下令撤退。在撤退中，因要兜回来时的路子走，故又遭到敌军的截击，并被俘去一部份同学（所有被俘之同学，无一屈膝投降，皆在海城从容就义）。及至黄昏退到公平圩集合点名，只剩下二十三名同学和一个小队长苏觉。吴振民同志一见，即激愤地说：“要与敌人再拼过，死完就算”，声如裂帛！

当晚宿营于公平圩，总部还派了一个中队农军去海丰县城搔扰敌人。

五月十日，我军全部开到新田，叶其青同学的父母闻讯，就哭哭啼啼到新田圩来找我，我把其青同学战死在白水磜的经过告诉他们后，并接纳他们的要求，带他两老去见吴大队长。吴大队长极力予以抚慰，并命副官给了他们二十块大洋，叫他们去白水磜收验其青之遗骸。吴大队长平时对部下要求极严，但又关心备至，这次牺牲了几十位同志，他在强忍着悲痛来做善后工作。

吴大队长因要与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络，故在新田驻了五天。战罢有空，大家都在反省这次战斗，我们垮了两个中队，丢失了百余枝枪，心实不甘。我认为这一仗实在是打得糊涂，败得不值。

第一、判断错误。我们以为敌人会由樟树凹大路来攻，以致把全部主力军布防于樟树凹，因而铸成大错。

第二、兵力分散。胡谦的部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部队，我以一个初上战场的学生中队，尚和他们一团人打了大半天才败下来，假如我们集中力量，以六个中队共同抗御之，胜负之数，则未可知。

第三、地形选择不当。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分水凹做防御阵地呢？分水凹地形险要，我军若布防于分水凹山顶居高临下，敌人无可逞其技，机关枪也无法发挥其威力。退一步言，即使打不过敌人，也不致败得如此惨重。选择红花地一个“死角”来做防御阵地，显然是因为我们从未与敌正规军作过阵地战，对阵地战缺乏指挥经验之故。

第四、兵力调配失策。若认为敌人不会由白水磜来攻，就不必派队去红花地防守，既然派队去防守，就意味着敌人会由白水磜而来，敌既有可能向白水磜攻来，就不应该只派一个未上过战场的学生队去防守，以一百零几个人的新兵，去抵挡一千余众之敌人的正规军，这岂不是螳臂挡车么？再说，战斗打响了之后，樟树凹方面自然可以听到白水磜发出的大炮声，那就证实了敌人已经到了白水磜，并且双方已经开火了，因此才会派三中队前来增援，既派队来援，为什么只派一个中队来呢？难道以两个中队之力，可与敌之一团人相抗衡吗？

只可惜，勇烈无比之陈如愚同志因而壮烈牺牲，初出茅庐的学生队，也因而惨重伤亡，岂不哀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