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绩效和资源投入不成比例要引起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体制基本上维持了“乡政村治”的架构，乡镇是最低行政层级，村一级则实行群众自治。应该说，这一制度设计有强大的合理性。毕竟，千百年来，村庄是大多数国人的栖息之地，人们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相互连接，并在交往过程中生产出情感和价值，大多数公共事务也因人们之间的交往而产生。
村民自治制度，既让村庄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使得村庄具有“行政”的色彩，又让群众当家作主，简约高效地完成治理目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村民自治的实施并不是没有问题。自1998年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后，“扩大民主”一直是村级治理的主要目标。也因此，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通过“海选”等技术设计，在村庄实现了强势民主。以选举为中心的村民自治，一直受困于贿选、派系竞争、村霸等问题，尤其是对党的领导产生了极大冲击。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有效”逐渐取代了“扩大民主”，成为了村级治理的主要目标。
为此，各地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质量，强化了群众性自治的制度效能。比如，四议两公开进入了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回应了群众参与的需求，并解决了“两委关系”的制度困境。更重要的是，各地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规范了选举，有效规制了贿选等问题。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大批挟持基层政权的村霸被清除出村干部队伍。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构建了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村治”仅仅是治村的一种方式，且它本身也构不成自洽逻辑。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村民自治和法治、德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村治”功效。
客观上，今天的村级治理效能的确大大提高了，过去习以为常的基层失序现象甚是少见。但是，以形式主义为主要表征的“治村”困境，却逐渐显现出来。简单而言，国家在基层的资源投放、注意力分配等都越来越多，但中间耗损也在加大，治理绩效和资源投入不成比例。
都是形式主义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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